古希腊时期，住在雅典城内的苏格拉底是个有趣的聪明老头，他总在街上乱转，找人说话，提各种各样聪明的问题，让全城的人都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结果犯了众怒。嫉妒他的几个人知道在法庭上辩论不过他，就找了些很牵强的证据，说他犯了不敬神之罪，给他判了死刑。苏格拉底说，我虽然不同意你们的判罚，也觉得雅典现行的法律不健全，但是我尊重法庭的决定。他的学生有让他越狱逃跑的机会，他也不跑了逃命，只是坐在那吹笛子。
苏格拉底的有趣故事太多了，因为如果故事不多，就不会成为传奇。今天不讲他的故事，只是想说说他的一个教育理念。《理想国》里记载了他和别人的谈话，在谈到如何培养雅典的合格公民时，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说话方式，让大家相信，音乐与体育是最重要的公民教育。
音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使人的心灵慢慢变得敏感，能够感受到美的存在，并有能力欣赏到美。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这双发现美的眼睛，就是那颗能够感受到没得存在的心灵。公民有了这样的心灵，就有了人性的基础。体育可以强身健体，使身体对外界的冷暖变化变得迟钝，不易于得病，并有足够的精力与气力去工作。总的说来，音乐使人精致文雅，体育使人坚韧不拔。
公民教育的理念，是首先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其次才是培养技术型人才。一个合格的公民，身心应该是完整的，应该有完整的思想和健康的体魄，在内外兼备的基础上，才可称其为完整的人。而社会的健康，则有赖于维持文明与野蛮的平衡。太野会永远蒙昧不开，太文则会失去发展的锐气。仅仅接受体育的教育，人会变得强劲而粗野；仅仅接受音乐教育，人则会变得儒雅而柔弱。只有维持音乐与体育在教育上的平衡，培养出来的公民才会文而不弱，强而不野，粗而不俗，才能“上马狂击胡，下马草军书”，这样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合格的公民。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说，迄今为止，他已经 25 次完成了马拉松， 3 次完成了铁人三项赛。他每天一般十点就躺下睡觉，早上六点起来跑步，交稿从不推迟，并且“有生以来几乎从不知隔日醉便秘肩酸为何物”。如他这般健康、多产的作家，全世界能有几个？美国的海明威，据说“强壮像头西班牙的公牛”。若是一个瘦弱的作家，即使内心再怎么丰富，也写不出《老人与海》那样大气的小说。淘过金、当过船夫、徒步走过阿拉斯加的杰克伦敦，面色黝黑，身体粗壮而结实。面色白净的赢弱书生，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野性的呼唤》。
完整的人需要完整的内心和完整的体魄。你找到唱片和跑鞋了么？
费曼说，只知道概念，相当于一无所知。他的书里多次表现出对“概念”的蔑视。他提出个说法：检验对物理概念是否了解的关键，是看能否不使用术语，就把这个物理概念解释清楚。类似的话，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也说过。他说，任何深奥的经济学理论，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其实，对于深奥的物理概念来说，大多数也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类似的，可以与其比较的原型（除了少量的完全超出现实经验范畴的东西，例如相对论和量子理论）。
在《发现的乐趣》中，费曼回忆到：“我们家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常常让我坐在他腿上，给我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比如说，我们读关于恐龙的部分，书上可能讲雷龙或其他什么龙，或者暴龙，书上会说：‘这家伙有25英尺高，脑袋宽6英尺，’这时父亲就停下来，说：‘我们来看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假如它站在我们家的前院里，它是那么高，高到足以把头从窗户伸进来。不过呢，它也可能遇到点麻烦，因为它的脑袋比窗户稍微宽了点儿，要是它把头伸进来，会挤破窗户。’凡是我们读到的东西，我们都尽量把它转化成某种现实，从这里我学到一个本领----凡我所读过的内容，我总设法通过某种转换，弄明白它究竟什么意思，它到底在说什么。”
听到同样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不同人的大脑里，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的。其实思维的过程本身，人与人就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平时所说的“思维方式的差别”。人类的大脑，到底是个什么样运作方式，它运作的机制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人类对此还说不清楚。先不管大脑的运作原理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人至少有两种思维方式，即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费曼的特点是，能先把纸上用文字写成的理论，转换成活生生的图形，这样，利用图形进行思考的时候，就可以避开语言的干扰，从而加快思考的准确度和速度。其实费曼并非天生具有这样的本领，他父亲的早期的形象化思维教育，对他的影响不可小视。费曼还回忆到，他11岁，或12岁时，他与一个好朋友讨论某件事，他说：“思考不过是在心里和自己说话。”他的朋友说，“哦，是吗？那你知道汽车内部机轴的奇怪形吧，你在和自己说话时，是怎么描述它的？”费曼回忆到，从那以后，他开始得知，思考可以是说话，也可以是画面。
费曼的特点是敢于做相关的联想，善于把理论形象化，变成可以感觉到的活生生的东西，而这对于深刻理解抽象的理论，有很大的帮助。有人说，学物理的人要有聪明的大脑，但是人们没有说清楚，“聪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大脑能力。从费曼的角度来看，发达的形象化思维，算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并不是说“聪明”，就意味着形象思维能力发达，例如大圣贤罗素，他早年曾尝试着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结果实验做的一塌糊涂，最后发现自己不是搞物理的料，还是回头去倒腾数学了。但他在数学上的贡献，可是开创性的。你不能说罗素不聪明，他只是形象思维不够发达，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超级强，30岁就写出了把数学用逻辑来解释的巨著《数学原理》。看来，“聪明”这个词，实在是个模糊不清的词。
听一个作家和一个画家一起谈话，会发现他们说话风格的差别，因为他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去理解现实。朱德庸漫画的中的人物对白，估计只有他那样的思维天马行空的家伙才能设计出来。所以，如果你想拓展自己的思维，希望看到一个与之前不同的世界，想问题的时候，就尝试着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吧。
摘要: Beatles---
《
Ob-La-Di,Ob-La-Da
》诞生记
下面的英文出自
www.beatlesbible.com
...
阅读全文
摘要: 下面的大段英文是从beatlesbible上摘过来的，《Hey Jude》的来龙去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慢慢看。觉得有意思的是：1.这首歌是Paul在开车时打的腹稿，Paul边想着新旋律新歌词，边开车，一心二用也够危险的。不过那是在1968年的英格兰，路上车肯定很少，不像现在。(Paul当时开的可是阿斯顿马丁啊～)2.在最终录音时，Ringo Star跑去上厕所，录音已经开始好一会了，他才匆匆赶回来...
阅读全文
为什么要读小说？
对成年人来说，读小说、理解小说是满足精神需要的一种手段，一次内心世界的旅行。
对青年人来讲，他们可以在小说中了解到未曾接触过、体验过的世界，并能因此增加自己的人生经验。
在好的小说中，某些能与你产生强烈共鸣的精确的文字描写，能描绘连你自己也无法清晰表达的内心情感、感受、感触、感觉，使你从别人的笔下发现、了解真实的自己。即使你的内心一直在改变，你也能学会描述、并理解自己变化的心灵。对内心世界有了确切的认识、把握，便可独自解决很多内在的问题。
有些好的小说，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积累，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到一部小说中去。这样的小说，最精彩、最真实，往往也最精炼、最简洁。阅读这样的小说，能产生最强烈的快感。如杜拉斯的《情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都是前后写了十几年，几十易其稿。
现代信息社会，为什么要读小说？或者可以这样问:读小说，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能带来什么好处？
小说中的文字不是图像，其对内心、场景的文字描述，更为详细，具体、有更多的细节，因而留有充分的想象空间，而想象是文明进步的首要条件。图像不需要想象，忠实的客观再现事实即可。所以读图会使人类头脑萎缩。这就是我们要读小说，读书的根本原因。
“据说人类开始进入读图时代，这是很可怕的行为，会让人类进步的脚步就此终止，甚至倒退。”
摘要: 终于觉得自己可以写一写王小波了。
梁晓声曾说，他可以模仿许多中国作家的文风，唯独王小波，他模仿不来。李银河也说起，小波最难能可贵之处，便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能让人一眼便看出，这些文字，是出自他之手。
...
阅读全文
当人们问起苹果公司的乔布斯(Steven Jobs)，他和微软的比尔(Bill Gates)之间的关系时，他回答说：“我们有着比前方延伸的道路更加漫长的回忆”。乔布斯的回答，来自披头士的《two of us》中的歌词： You and I have memories, longer than the road that stretches out ahead.
没有人能说清楚，在1981年12月8日的曼哈顿，如果没有人听到那个让世界震耳欲聋的枪声，beatles在今天的影响是否会更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列侬离去之前，beatles的音乐早已登上世界的摇滚之巅。
五、六十岁老一辈人说，他们喜欢披头士，是因为，一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就会想起六、七十年代。在那段日子，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奋斗，令人怀念，在那些音乐里，能听出他们曾经的过去。在美国，一些四、五十岁的医师，在给病人动手术时，时常会把beatles的唱片放入留声机。
在乐队解散前的9年时间里（1961--1969），beatles写出了约250首歌，平均每个月写出两到三首。在这250首歌曲中，有27首曾登上排行榜首位。对于需要不断去参加巡回演出的乐队来说，这是个几近疯狂的创作效率。乐队的精神领袖列侬，从小便知如何将每一分钟用有意义的事情去填满，而他写出的歌词，不是令人拍手称赞，就是令评论家绞尽脑汁细细揣摩；左手持琴的保罗是个音乐全才，会钢琴、贝斯、吉他、架子鼓（天知道他还会些什么别的），他有无语伦比的创造性和对旋律的精确把握（在乐队刚组建不久，去德国慕尼黑的酒吧演出前，乐队发现他们的贝斯断了一根弦。在大家不知怎么办时，保罗从一架旧钢琴里，卸了一根弦，装到了贝斯上），听到他写出的旋律，有时会让你不知所措。
你无法从披头士的音乐中听出无病呻吟的爱情，甚至无法听出悲伤。他们就像四个大孩子，放情的在旋律中奔跑，从眼前的一切中发现快乐。你或许不能说他们的音乐都是积极的，但可以说，他们从来不会、或者不懂得去创作消极的音乐。即使列侬为纪念死去的好友Stuart Scucliffe,在《In my life》中唱出："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living", 你虽然能清楚的从列侬的歌声里感受到他对好友的无尽思念，但你却无法从歌声中听到他的泪水。他们就是这样的大孩子，把过去的事情抛在脑后，永远不停地奔跑，向着前方。
如果没有出类拔萃的音乐和独树一帜的个性，披头士在60年代中期很难引发轰动。不止如此，披头士的经纪人爱泼斯坦(Epstein)不但把流行文化看作一门生意，更在客观操作中将其实现---他雇一些女高中生在披头士的演唱会上尖叫来造势，故意搞出些事端来招徕媒体，从唱片工业角度来讲，这些事绝对是划时代的。如今经纪人时代的娱乐界，是“Having news is good news”，40年前的爱泼斯坦便深谙此道。除去爱泼斯坦的客观操作，舞台上的披头士则有着无穷的魅力。即使以今天挑剔的眼光去看40年前的那些影像资料，你也无法抗拒披头士在舞台上散发出的年轻活力。有资深评论员说，看滚石乐队的演出能让你兴奋，而披头士则有让人疯狂的能力。
披头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只在舞台上唱出自己的年轻，从小酒吧一路唱出来的他们，还懂得社会的贫富差距与命运的不公。在披头士早年的一次有皇室成员亲临的现场演出中，在演唱最后一首《Twist and Shout》之前，列侬走上前，在麦克风前幽默地说：“for the last song I like to say, to the people of cheap seat, clap your hands, and the rest just rock your jewellery”（坐在后排便宜座位上的观众，请你们鼓掌，其余的先生女士，请敲击你们的珠宝），随即全场开怀大笑。从小饱经世事沧桑的列侬的出色之处在于，他能够将自己愤世嫉俗的观念，以不伤害他人感情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得到大家的支持。多年后，经过不断的沉淀与思考，列侬终于达到了更高的境界，创作了许多以反战、人类和平为主题的歌曲。
最有反叛精神的列侬已经离开了，如今只剩下保罗还活跃在乐坛上，年迈的他依旧创作力不减，成为现今世界乐坛最重量级的人物。保罗在演唱会上经常会唱起他们曾经的歌，他们的音乐和故事，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永远地书写在现代音乐的历史中。
如果你去了英国的利物浦，除了要去安菲尔德球场看激情洋溢的杰拉德，别忘了再去拜访那个Beatles早期曾在里面演唱的地下小酒吧，因为，那里有现代摇滚乐最初的灵魂。
摘要: 在史学家看来，古希腊时期是个堪称神奇的历史时期。在古希腊时期到来之前，构成文明的大部分东西已经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刘注：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一带）存在了好几千年，又从那里传到了四邻的国家。但是其中始终缺少某种要素，直到希腊人的出现，才把这种要素提炼了出来。这种要素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大概可以称其为“智性”。古希腊人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最先写出了有别于纯粹便年表的历史书，他们自由地思考...
阅读全文
摘要: 一段回忆：
7年前，我正在上大学，浑浑噩噩混日子。2001年9月12日，在早晨的英语课上，老师用英文说起了911事件----她有听VOA的习惯，。我隐约听到了几个熟悉的词，“terrorist”、“twin tower”、“collapse”，此时我开始担心在那边工作的表姐。下课后立即打电话给姨妈，姨妈说没事。午餐时间，和往常一样，和同学一起去...
阅读全文
什么是幸福？这是个无比庞大的问题。恐怕没有人能“幸福”的精确定义，但这不应该成为人们不去讨论它的理由。
罗素《西方哲学史》的译者何兆武老先生，是个豁达而通透的老人，今年已经87岁。在一本关于他的回忆录《上学记》中，提起到自己在很年轻时便开始思索这个问题。在西南联大和好友王浩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王浩说起过：“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何兆武补充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
在《上学记》的另一处，何老先生又提起“幸福”这个话题。他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也就是说，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
大圣贤罗素写过一本好书---《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中文译作《幸福之路》。罗素在书中表现出来的想法，和何兆武老先生很相像。罗素也不认为过于激烈的感官上的享受、刺激、兴奋是真正的幸福，他说“过度的兴奋不仅有害于健康，而且会使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变得脆弱，使得广泛的机体满足为兴奋所代替，智慧被机灵所代替，美感被惊诧所代替”，“兴奋过于充足的生活会使人筋疲力尽”。罗素强调过一种理智、平衡、智性的生活，他并不完全反对兴奋，“一定的兴奋对身心是有益的，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使人疲惫不堪。要使生活变得幸福，一定量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生厌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他说：“那种一方面令人兴奋，一方面又不需要付出体力代价的娱乐活动，如看戏，越少越好。从根本上说，这种兴奋犹如毒品，兴奋越多，追求兴奋的欲望也越强。”
罗素还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幸福，需获得一种向外的世界观。过分对自我的关注，不可能导致进取性的活动，这反倒有可能促使一个人去记日记，成为一个僧侣，还会导致过分的自恋，或是成为夸大狂。而一个心灵向外的人，兴趣越广泛，所拥有的快乐机会就越多。“生命是短暂的，我们不可能事事都感兴趣，但对尽可能多的食物感兴趣总是一件好事，这些食物能令我们的岁月变得充实圆满。我们都容易患内省者的弊病，世界向他呈现出万千姿态，他却把自己的思想专注于内心的空虚。我们前往别把内省者的忧郁看得过高。”
“一个人，如果能凭借一些真正的兴趣而忘记自己的烦恼，那么当他漫步回到一个无关个人的世界时，一定会发现自己觅得了平衡与宁静，使他能用最好的方法去对付自己的烦恼，同时得到真正的幸福。”
罗素的另一观点是，人应该顺乎自然，只要他自发的兴趣爱好不是反社会的，就应该让他们自然的表现出来。他说：“幸福的本质在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出于自己心底的冲动，而不是出于偶然性的兴致以及那些偶然成为我们邻居、甚至亲友的愿望。”
他还强调个人与周围心灵环境的和谐。他说：“只要有可能，那些发现自己与周围环境不相适应的年轻人，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应该努力选择一种能给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提供机会的工作，哪怕这种选择会给自己的收入带来损失。”我们平时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罗素则认为，人应该主动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
在幸福的最高层次上，罗素认为，应属于创造性的劳动，并应有对劳动对象的真正的兴趣。他说，“从一种建设性的工作中获得的满足，是生活能够提供的最大快乐。”对此，王小波也有相同观点，并有精辟见解，在他的杂文《思维的乐趣》中，他说：“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如同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
不幸福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世界的错误看法、错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的。
幸福的获得，需要一些经验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