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事经过，点这里

      医院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地方，现今却频现杀机，屡屡重创社会神经。这一次被不幸笼罩的主角是在深圳出生、刚刚生活了1岁零9个月的男童。日前这名叫龙圳的男孩在玩耍中受伤严重，父母紧急送治；但在长达8个小时的辗转求医中，深圳市儿童医院等4家大医院以各种理由推诿，孩子最终伤重不治而夭折。

　　解剖结果显示，孩子的内伤虽厉害但绝非不能治疗，即便在成人医院动手术一样有获救的把握。但冷酷的是，儿童医院说相关设备坏了，还要求已住院的男童出院，有的医院说医生下班了，有的医院说手术能做不过最好到儿童医院做……诸如此类，医院似乎总能轻易找到拒绝的理由，却没有谁能真切地俯身查看幼童的伤势。或许对见惯生死的医生来说，再重的伤情都不算什么。问题是，当这种职业必需的冷静堕落成普遍的漠视时，医者的角色就径直蜕变为加害者。

　　面对男童的夭折，以及弥漫在此事背后的社会情境，愤怒或忧伤都显得轻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医院不仅再无救治精神困厄的追求，更动摇了自身医治肉体疼痛的职能。毫无悬念的是，以医德的标准去要求医生已显陈旧，实际上将十分尴尬。他们每天要面临汹涌如潮的病患，尽职开药已显仓促，更别说逐一给予慰藉。在此例医疗悲剧中，首诊男童的医生在犯下致命错误以后，院方解释是“临床经验不足”。本以为生死事大，但在此种实情相告之下，却跟“庄重”、“肃穆”之类的修辞丝毫沾不上边，滑稽且无奈。

　　医院日夜繁忙，人群川流不息，陷于危急的男童只是被裹挟其中、身不由己的一员。医生虽在医术上不够精熟，可本有相应的急诊机制给予救济；吊诡的是，在小龙圳8小时的漫长颠簸中，单凭一个草率的医生就能将全盘的诊疗制度消解殆尽，这不由得让人怀疑它们的可靠性，或者是否真的存在。医院设计诊治制度当然有苦衷，即是免除医生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可在它无法被启动的情况下，医生就成了判官，患者依旧要孤零零面对冰冷、繁杂、按部就班的医疗系统。不足两岁的幼童一声不吭，懵懵懂懂，反抗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听凭一路上的冷漠摆布竟然是他的宿命。

　　事实上，小龙圳的夭折并非哪一家医院的过错，而是在所谓大医院间的冷漠接力中，一步步被推进深渊的。他的死也反映出深圳各大医院在急诊上欠缺协作。令人无言以对的是，这一弊端绝不限于深圳，在其他城市也以同样匮乏的状态延续着，并始终支配病患那深重的焦虑。比如前不久一名艾滋患儿在广州求医，医院间也曾发生类似的推诿举动。不过，民众没必要在医院的合作上浪费太多谴责，这些纯属技术范畴的问题，若被卫生行政当局重视，应该会有高效率的解决。小龙圳的夭折可否推动这一理想的筹划及时展开？依照医疗体系惯有的运作模式，乐观的期待仍需直面沉默的坚冰。

　　深圳市卫生局如今已介入事件调查，在它们的主持下，想必这起医疗悲剧的责任将有确实的分摊。可不知怎的，幼童在城市漫漫求医路上致死的经历，所带给社会的无力感让一切责任追究本身也显得苍白、虚浮。如果能够存在真诚的反思，小龙圳之死将成为城市医疗史上无法抹去的耻辱。这种耻辱感会否被主流价值观接受并不重要，必须警醒的是它所影射的内容极其庞杂：有诡异的医疗体系对社会肌体的持续压迫，有个体向医疗体系寻求安全时不得不忍受的无助，也有医德在现实环境中沉浮不定、模糊不清的面目，以及人性难料的复杂局面。

　　作为出生地也作为异乡的深圳，对小龙圳来说已成一座风中之城。但他在短短的人世间所遭受的那些，将有可能在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重演。疏漏的医院和医生已经发展成为某种隐喻，昭示着无可名状的时代所施虐的种类、强度以及时长。民众显然不是受虐狂，只是在既有的轨迹上暂时无法逃脱宿命。幼童夭折的羞耻一定要有承担者，可他出离常规的死亡将把哀伤或控诉流布到全社会，我们只能低头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