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on 2006-07-24 14:21
一切皆有可能 阅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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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人物：这么多年来，人们都一直把你尊为“教父”，这意味着大家在你身上寄托了很多希望，你有没有感到不能承受之重？崔健：我没有感到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压力，只是觉得有点尴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中国的摇滚乐还只是一种现象，还没有真正地进入大家的文化生活，摇滚乐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大家都还不知道。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都还有人开始说，中国摇滚乐已开始死亡。所以，当人们提到“教父”这个词的时，我都觉得有点可笑。或者换句话说，我其实什么都没做，却背负着这个名号，那么，这便意味着在中国摇滚乐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的情况下，这个名称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时代人物：你的意义似乎不在于音乐本身吧。 崔健：是，可能大家更感兴趣的是我对社会现实所保持的一种理性的态度。这种东西并不是用一个音符便可以完成的，完成简单的音符随便一个普通的歌手都能做到。那么，就创作本身而言，利用音符这个大的公共平台传达更多的信息，可能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我认为作为任何艺术都具有公共性，只是我们如何调动它而已，只是需要艺术家本人理性的，全面性的介入，可能在某一部分人的心里，我的音乐具备这种公共信息。
时代人物：这种所谓的“公共性”是不是仅仅是他们解读后的结果？ 崔健：也没有啊，可能是听我音乐的这一代人成功之后，控制了一些话语权，他们对这个话语权的影响，可能也会造成这种东西。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他们上一代人的时代特点，他们还处在一种时代与时代矛盾的阶段之中。他们甚至觉得上一代人都已经老了，自己应当区别于上一代，上一代越高，自己这一代便越低，如果自己想越高，那么必须得把上一代干掉，还没想到去如何去共同维护上一代的精神遗产，把它变成一种可延续的公共价值。当然，这也与我们刚刚从政治文化走出来，第一次面临由市场形成的文化现实。事实上，现在人们真正能够站在风口浪尖上去享受市场发展机会，其实是非常小的，大家还要为某个机会去争个头破血流才能达到。
时代人物：说实话，你现在有没有孤独的感觉？ 崔健：我觉得没有。现在的情况是，港台主导了文化主流，并与主旋律形成了互相配合的关系。我们其实两边都有一点关系，但又都两边都不靠，我们没有无原则地去调动对方的资源，但主旋律和主流他们都基本上调动了对方的资源，主旋律大量的融入了商业原则，主流又大都打上了主旋律口号，他们希望以这种互相配合的方式去影响大众的文化生活。现在，大众也开始发觉经济上的富裕，并不能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与精神平台，我相信人们永远会有独特的精神需求。大家之所以觉得我很孤独，不容易，只是因为数量少，但我想只要这个社会有一天开了一个口子，会有很多我这样的人不断涌现出来。
时代人物：是不是说我们还没有享受到独立的文化生活？ 崔健：我们现在所谓的独立文化生活，还是以消费形式的，还不是一种思想方式的消费。没有独立的思维方式，我想便无法拥有独立文化生活，其实，大众的特点便是这样，他们也不需要知识分子气过重的文化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些严肃性东西。不要认为娱乐便是大撒把，便是没有道德追求，事实上越是严肃的娱乐，越是接近生活上的，精神上的，甚至是宗教上的方式，越是对生活上的一种调节。甚至我认为，这几者之间必然产生平衡和互动，否则的话，这个社会肯定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那些在用心思考社会和文化结构的人，能站出来。现在以港台式高级的炒作，降低的是艺术门槛，它没有把真正好的东西拿出来，相反进行了变相地挤压。
时代人物：那你认为我们社会究竟需要什么？ 崔健：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严肃的思考者，同时站在社会的公开场所里，来为大众提供一种出路。社会就像一台电脑，你硬件再好，如果没有软件，你很难提供很好的服务，这之间的就好比究竟是IBM影响了世界，还是微软影响了世界的道理一样。现在中国的主旋律看总政文工团，主流看港台，而恰恰这两者都没有达到老百姓所需要的诚实度，他们只不过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对大众进行洗脑。
时代人物：有人说你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杂种”，你怎么看？ 崔健：哈哈，我觉得他可能理解的是我音乐创作中的多元素，我的音乐元素确实是全球化的。本报记者韩雨亭 崔健说，别把所有的动机都放在民间上，实际上，如今很多观众都已经厌烦了主旋律和主流音乐，他们或许需要摇滚来换换胃口。MTV是导演专制的体现秉性如此，崔健还是发言了。崔健说过，假唱、卡拉OK都是让音乐倒退的杀手，而这次，他又多加了一条：MTV使人作呕。“卡拉OK普及了，是一种娱乐，通过嗓子的震动来宣泄情感，但它不是音乐。因为它的伴奏做得很低，音质很差，它破坏了音乐。”崔健说，MTV是导演专制的体现，但他承认，这是一种商业的包装，产业需要，而他自己以后也很有可能去拍MTV。崔健说，我们不可能去拒绝。我更关注社会问题崔健又火了，但他的新专辑被很多人形容为“听不懂”。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想甩开老百姓，某些乐评人在挑刺儿，他没办法，也不会去理会。崔健说，现在他更加关注社会现象了，“有些乐评人关心我技术上的不完美，可如果拿关注社会和更高的技术来比较，我宁愿选择前者。”崔健说，18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来关注社会问题。从后面看崔健，他的背影显得单薄，穿着一件半旧T恤，头上依旧压着
棒球
帽。崔健坐在那里，不停地用并不明亮的嗓音回答着问题，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崔健未老。作者:黄蕾
一个人，当上了年纪后，就会激发出一种异常伟大的使命感。他们的关注点不再放在自己身上，而更多的是为家庭、为社会、甚至为整个人类着想。同时他们还会显露出不同程度的忧虑，忧虑自己的儿女何时能成家立业，忧虑这个社会的一切不公平现象，忧虑自己用一辈子去关注的事物，是否能依然良好地发展。这种忧虑有时候还会演变成暴躁的脾气，所以我们往往会说，人年纪大了，脾气也大了。那天，成龙在半个小时的采访中，就拍了四次桌子；喊了五次“他妈的”；重复了三次“如果我不为大局着想，早就退休回家享清福了，还在这苦口婆心地说这些话……” 成龙的忧虑，让我想起了崔健与罗大佑，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中独当一面的人物，同样，他们在步入中老年后都激发了各自的使命感。记得两年前崔健来广州参加新年音乐节，在接受采访时，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他最后都会把话题扯到“真唱运动”上，让许多记者不胜其烦，但另一方面，也看得出崔健的一片苦心。 至于罗大佑，也有着同样的老人症状，只要你在网上搜索他的专访，就能找出他曾说过的一大堆怨气之话，例如台湾乐坛现在世风日下，流行音乐不再能打动人心等等。同时，罗大佑的脾气也迈进了老年的状态，记得两年前他来广州开
演唱会
，因为遭遇非典而票房惨淡，后来在记者会上被问起失败的原因时，结果就有了罗大佑“国骂”的一幕。虽然这与之前提到的忧虑不是一回事，但也同样能看出罗大佑因年龄而带来的改变，记得当时在记者会结束后，罗大佑还频频道歉：“对不起，我刚才实在是太激动了。人老了，脾气大了些。”
是啊，人老了，脾气也就大了，这就是忧虑的表现，成龙拍着桌子一再强调香港电影人要团结起来，联手抵制外敌；崔健唠唠叨叨地一再宣扬真唱运动，希望所有歌手都能对听众负责；而罗大佑也一再唏嘘台湾乐坛的弊病，满口恨铁不成钢的埋怨，为的不是他们个人，只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自己一辈子的理想依然能有个延续，这也正是老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后继有人”的道理。黄谬/文看来音乐可以控制人的情绪，我想这句话应该是对的。
新浪娱乐讯 崔健北京演唱会即将于9月24日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作为中国摇滚第一代领军人物，12年以后重登北京舞台演出，无疑是今年夏季较有份量的演唱会。演出的消息发布后，引来重多媒体的追踪报道和专家学者的注意。近日，北京大学等专家学者为此召开了研讨会，对崔健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一无所有》，时代的符号 80年代，崔健以他的重金属般的音色，吼出《一无所有》，把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过程中，一代青年的痛苦、失落、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反映得淋漓尽至。在当时社会日益精密化、商品化、制度化和科层化的过程中，这一批所谓“自由”栖身于世的青年，成了精神的萎靡者。在学科上，他们不能进入大学深造；在城市中，不能寻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在经济上，大多数穷愁潦倒；而在个人身份上，也不可能具有文革主体的精神胜利法，这些人感到自己从骨头到心灵都是历史错位般的赤贫。崔健的《一无所有》是这些“时代多余人”重新寻找苦闷发泄渠道的一种表征。他借助于西方最前卫的摇滚方式来呐喊，用催枯拉朽、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的声音反映当代人的精神状态，他的演唱台上台下同摇共扭、前俯后仰的疯狂达成一种共同的“气场”，崔健成为风靡一时的“星族”。“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在这首歌里已经不仅仅是“我与你”的爱情问题，而是当代青年存在身份定位意义的“追问”。他是时代的象征，是时代的符号。
《给你一点颜色》，理想、爱情和身体的三色系 进入新千年后，崔健又带来《给你一点颜色》。名字听起来有些轻狂，可这次老崔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色彩：蓝、红、黄。他自己解释说：“蓝色象征智慧、红色象征心灵、黄色象征爱情。” 崔健用归类为红、黄、蓝三种颜色的音乐，描述时代的变迁和中国人的变化。此外，专辑中的音乐也将有相当的变化，他将尝试电子、HIP-POP风格的音乐来演绎他的摇滚乐。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的音乐，表现了他感性文化的崛起。如果说，他80年代的音乐是理性压抑的年代，那么，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更加珍爱、放纵自己的感受，创造了一种属于他本人，也属于一代中国人的“新感性”。
《阳光下的梦》是追求未来的七彩色 9月24日的北京演唱会，崔健起名为《阳光下的梦》。顾名思义，阳光是七色的。崔健在他的摇滚道路上仍然梦想着七色光，在艺术谱系上，可以说是“后朦胧诗”。他不再像以往那么激烈，也不平庸。既不逃避，但也绝不沉沦，而是更勇于担当，同时又保持自己一贯的批判姿态与质疑的气质，而使自己的音乐更跟上时代的步伐。让我们期待着崔健12年后首体的重新亮相，盼望演唱会成功！ 12年前崔健第一次在北京举行个人演唱会，是中国摇滚乐史上不得不提的一次事件；12年后，崔健将又一次登上北京舞台，再一次被当成中国摇滚乐史上的一次事件，似乎这么多年来，中国摇滚乐始终停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就是20年前默默无闻的崔健吼出过一声《一无所有》。昨日下午，崔健在北京出席了演唱会发布会，演唱会的主题为“阳光下的梦”，崔健表示这是因为要把这场演唱会献给依然坚持梦想的人，而他自己自然也依旧拥有梦想。但对于摇滚乐，对于中国摇滚乐的现状，崔健则认真地回应：“摇滚乐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我觉得关键是怎样捕捉到真实的声音，而不是捕捉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摇滚乐现场。”12年过去了，崔健认为实际年龄的增长没办法回避，但自己的音乐依然坚持最初的东西———坚持怀疑、坚持批判。“大家不会因为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演出的商业味道更重了，而去放弃关注我们内心的变化和我们内心的发展。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灵感冲动。”因此崔健表示乐队并不会有太大变化，“我们会有一些崭新的音色出现，但并不是以一个表演的形式出现。” 当然，崔健不可避免地面对观众年龄群“老龄化”的趋势，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歌迷，又有几人愿意在周杰伦、蔡依林和崔健之间选择后者？对此，崔健毫不在乎，他认为只要商业运作方式接近正规化、国际化，“老年人和年轻人都会接受”。难怪启动仪式专门设置了Flash大赛，征集《混子》这首歌的Flash，届时最好的作品将作为9月24日演唱会的背景播放。
然而即便辛苦地为自己的新音乐叫卖，崔健每每出场台下观众反应最热烈的依然只有那首《一无所有》，所以现场崔健不无遗憾地又一次大声疾呼：“对我们来说唱老歌更多地出于感情或者观众与我们互动的要求，并不是我真正想表现的东西。我想我们很多新的作品，在艺术和激情上应该超越了老作品，我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我们的新作品。” 如此辛苦地吆喝，如此苦心地准备，只是不知届时观众会以怎样的心情面对经典的《一无所有》和叫不出名的新歌。早报记者 李懿
崔健:摇滚可以自生 绝不能自灭 在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崔健的思路与反应非常快，所谈内容的信息量也很大，并且经常有些率性的表现。说到激动处，有兴奋，也有愤怒……
崔健的生存状态，
接受电话采访时， 崔健正在录音棚里工作。他说：“我的录音和编曲都在家里完成，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实际上家庭制作就不是摇滚精神了，所谓摇滚精神，其实在我眼里就是三大件，吉他、贝司、鼓，加上一种普通的录音方式，最重要的是怎样以新的音乐精神做现代的音乐至于创作方面如何坚持自我，崔健回答得很干脆：“在制作和演出时必须考虑观众。但在创作上基本不考虑市场，我觉得创作这种自由好像是老天给你的，你干吗要自己阉割自己？” 崔健有自己捕捉创作灵感的方式。“有时候旋律上的东西多来自一点儿浪漫的情绪吧”他说这番话时声音中带有一丝迷离般的诚恳。“但是我现在更多地喜欢节奏的东西，它比较理性，歌词上也愿意选择有冲撞性批判性的，因为太浪漫的东西实际上多少有点儿逃避，只要你面对现实，实际上就失去一种浪漫，好像就是一种交换吧，我们不要太多的这种旋律性的东西，更多地是为了面对更多的现实。”
对于献身摇滚的崔健来说，生存状态根本就无所谓好与坏，也就更无所谓满意与不满意，只要没有失去艺术表达的灵性，他就是快乐的。“我觉得生存状态是跟创作发生关系的东西，所以它好与坏无所谓，状态好的时候未必写出好作品，状态不好的时候未必就是没有价值的时光，这种好坏就顺其自然，创作本身就是从无到有、或者说从苦到乐的过程，你没必要太多去想生存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因为你想的话就比较累。”
■羊毛出在狼身上 摇滚乐在中国能走多远的问题引发了崔健一段愤怒的告白。他说：“中国的摇滚乐是炒出来的，是媒体上的一种文化，并不是真正的听觉上的文化。也许在北京的各种小地方才会有地下摇滚乐表演，摇滚乐现在是现象，还没成为文化，但是中国的摇滚乐早晚会真正成为文化。 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它不允许有掺假的东西，有很多人对这种音乐形式期待很高，很多人认为它像宗教一样，抱有很深的精神寄托，越是深刻的东西人们越认为它是至高无上遥不可及的，这种东西是极左的，而极右则是把它变得完全不允许有思想，只要失去商业机会的就被砍掉。所以现在要对它有个准确定位，完了以后再市场化，有很多现场演出，有很多唱片公司真正把它变成市场化的商品，不要羊毛出在牛身上，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目前的状况是羊毛出在狼身上，盗版太厉害。这种体制造成的真正后果是，现在中国的摇滚乐一方面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方面出在兔子身上。兔子就是一帮写文字的人，搞乐评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既得利益者，真正的音乐家并没有真正受益。” 真正的音乐家最终会与乐评人分道扬镳吗？崔健说：“但是他们确实为摇滚乐做成了一些现象，摇滚乐既然能活着，甭管它是羊、兔子还是蚂蚱，他们就像趴在牛犄角上的蚂蚱一样，他们有的时候会嫌牛跑得慢。” 中国有13亿人口，若能从中争取一定数量的观众，哪怕是1/26的观众来听摇滚乐就不得了。崔健说：“摇滚乐当然需要观众，但最重要的是演出机会，没有演出就像你没有河，你只是在挖井，你不断地挖井，你成不了气候，你不可能到了一定时候自然就成为一种潮流，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摇滚人都在挖井，有的人挖井冒不出水来，有的人挖井冒出一点儿水来，中国摇滚人基本上还是沙漠当中求生存的状态，所谓趴在牛犄角上的那些蚂蚱们他们是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甚至不批判环境，他们看到的都是摇滚乐本身的问题，而这实际上是次要问题。 中国摇滚乐真要发展的话，首先是人们从意识形态上要接受一种愤怒文化，接受一种批判性文化，接受一种批评，当人们接受这种文化的时候，摇滚乐才有公平生存的机会。” 那么社会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才是摇滚音乐人真正需要的？崔健说：“需要有很多唱片公司认为摇滚乐根本不是反动的，相反，它是一种健康的音乐，商人愿意做商业投资，很多人才涌入这个行业，同时这个产业能够给社会带来很大好处，它能够提高一些音乐人口的生活质量，改善人的生活风格，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另外，大家不要对我们因为一两场演出水平好像没有发挥出来就糟改你，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像我说的牛头上的蚂蚱，这些人他们会说牛拉屎拉得臭，他们能把牛屎说得遗臭万年，因为他们太小。”
■摇滚乐会灭亡吗？ 崔健对摇滚乐的发展谈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个人愿意把摇滚乐的发展不要说得那么乐观，但是我相信摇滚乐实际上在开始到来，并不是说马上到来，谁也没有权利去说，但是我能够相信，摇滚乐肯定死不了，肯定！ 摇滚乐可能自生，但没有自灭，如果说灭，也许可能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处于低谷，人们会认为它灭了，它会回潮的，你看西方的摇滚乐很多老的乐队它们都要回潮了。人们听了些时尚的东西，听够之后，他们发现不如这个老的东西好听，他们还会去拣起老东西，而且是一家三代人听。最让人欣慰的是，热爱音乐的人就永远去做音乐，这是你真正的享受生命的最重要的原因，你根本就不必在乎别人看不看，哪怕小型演出你也演得很高兴，有众多的观众是锦上添花，观众少了它是一种销售概念，音乐家本身根本无所谓，甚至有很多音乐家拒绝大型演出，小型演出才真正与观众饱和交流。而艺术家能够保持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够了。 有很多人以销售的标准来衡量艺术家的颠峰或低谷，这个东西不是客观标准，最客观的是一个人创作的作品，永远是在发现新东西，永远是在诚实表达自己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表达过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的价值，而这种东西不是靠高密度的创作，就跟铁树和韭菜，韭菜是每年长三茬，温室里还能长好几茬呢，但是一个铁树没准就是100年才长一次，所以说一个艺术家，只要是他自己在往前走，就好”。 现场是摇滚音乐人的生命，艺术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崔健说：“但是制作大型演出实际上是爬得高摔得狠，大型演出一定要有好的制作，没有成功的好的音响制作，实际上对观众不负责，我在这儿说句不客气的话，中国整个演出行业的搞硬件音响的精英都是从摇滚乐发展出来的。 “作为艺术家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能坚持，是因为我们没有造成高成本开销的生活方式，我们每个月的开销都限制在一个很小数字内，所以说我们不怕风风雨雨，我们一直在坚持，有人说摇滚乐自生自灭，对摇滚乐持怀疑态度，也是怀疑摇滚乐没有被输血，没有财源稳固，而这恰恰锻炼了这支队伍，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这帮人还在生存，还在创作音乐，这些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崔健认为摇滚乐在中国发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他说：“广东有一家房地产公司，他们在一个将要盖楼的空场上举办了新年摇滚音乐节，他们就发现了音乐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乐趣，很多年轻人坐在沙滩上，听这种音乐，而且听的都是创作性的音乐，他们觉得这是对生命的一种认识。” 每年举办新年摇滚音乐节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吗？崔健说：“中国应该是一年四季都应该有音乐节的国家，天冷了，东北演不了，就南下，而且国家也在鼓励这种假期旅行，还能够促进旅游业。”
■摇滚乐的本质不是“批判” 摇滚乐的批判精神是引人关注的问题，崔健的解释则出乎意料(他解释时语速加快)：“如果摇滚乐没有乐趣，它本身不是娱乐的话，它就变成诗歌了，可能在一些极端诗人面前，摇滚乐精神显得没有那么极端，摇滚乐虽然是种强烈的刺激，而且很庄严，但毕竟只是音乐，它还有一种节奏，给身体带来快感，所以相对来说，它没必要在批判性方面做得那么纯粹。有些人试图用音乐去搞对社会的批判，这种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失去了音乐的本身。摇滚乐不是一种武器，它是一种人的生命享受中很重要的抽象的东西。所以说音乐如果没有做得很感动人，很感性化，它就不是一个成功的音乐。” 很多人认为摇滚乐是属于年轻人独有的文化。“也不一定吧？”崔健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听摇滚乐，有很多人觉得它过时了，摇滚本身它是不是时尚，我觉得这根本不重要，曾经有人预言过，摇滚乐很快就会过时，已经是半个世纪了，没有一丝一毫过时的迹象。” 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崔健阐述了他的观点：“华人的文化在西方人眼里是个误区。我们到国外，他们就认为中国人就是开饭馆的，和传统穿旗袍那样儿，年轻人怎么还有玩儿摇滚的，我说的摇滚乐不是简单模仿西方的东西，摇滚乐最重要的东西是怎么样结合你的本土意识，去融合现代的文化，本土意识有可能是传统的，有可能是反传统的，但是它的信息跟传统有关系，甭管你是反传统还是继承传统，到最后你要达到的是现代人的一种解放，这种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你现代的人不解放，一个民族你不能老拿着古董的东西给别人看，总要拿出点儿像样的东西，先说你拿不出来怎么办？ 中国摇滚人今年能否在北京收获一个真正意义的“现场”，崔健给出的回答是：“我们都在努力！”实际上，在“迎接2004年”时代的晚上——首届中国新年摇滚音乐节上，崔健就在召唤中国摇滚时代的到来，他凭着艺术家的直觉和才情以诗歌般的煽情语言传递出一个讯息：“这是一个时代的晚上，也将迎来一个时代的凌晨，这个时代应该是属于摇滚乐的。”
红旗下的蛋
词：崔健曲：崔健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 现在机会到了可能知道该干什么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 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
象红旗下的蛋 头突然出来是多年的期待 挺胸抬头叫喊是天生的遗传 心里当然明白我们是谁的后代 无论行为好坏内心还是清白 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 突然一个念头不再跟着别人乱走 虽然身体还软虽然只会叫喊 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 象红旗下的蛋 肚子已经吃饱了脑子已经想开了 别说这是恩情永远报答不尽 我们不再是棋子儿走着别人划的御 自己想试着站一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现实象个石头精神象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旗杆子 若问我们是什么红旗下的蛋
注：摘自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