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们喜欢用“白狼”的标签去批判医生中的道德“小人”，去鞭挞医学界的道德滑坡，其内在的道德标尺是昔日的道德偶像白求恩。人们感慨世风日下，认为医生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思，到谋财害命的白狼，映照了一个职业群体的道德沦丧历程，因而激愤，因而拍案而起。

毫无疑问，白求恩依然是今天医学界的道德明灯，召唤医家的灵魂向上、向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白求恩的时代与当下生活的巨大落差。那是战争年代，白求恩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战场上负伤的战士。白求恩自愿放弃宁静优裕的生活，身怀救赎、殉道的精神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战区援助，这使他有可能逃脱世俗生活，产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绝对利他主义姿态。然而，即使道德上无上圣洁，在当时的技术、物质条件下也不可能做到逢伤必愈、逢死必救。

而今天的医生不再如白求恩同志那般纯粹。他们是一群完整、复杂的社会人，既有道德升华诉求与社会责任，也有经济丰裕诉求与家庭责任。社会只能要求他们处理好各种诉求关系，不要在占据技术、财富制高点之时，失去了道德、人性制高点。

那么，应该如何整体评价当下医生队伍的道德水准？这是一道无法用统计数据揭示的难题。模糊的把握更像是一个橄榄球，而非哑铃。

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面临整体的道德沉沦，那就不仅仅只是医务界。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就洞悉到社会进步的异化与代价。他沉痛地告白天下，任何社会进步都将以道德沦丧作为必然代价。因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我卑劣行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因此，我们需要全社会的整体拯救，整体打捞我们失落的灵魂。当然，医务界要率先打捞，因为他们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承重墙。

对于医学、医生、医院，我们要摒弃非黑即白的善恶观。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今天的医生既不是白求恩，也不是白狼。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既定的天使，也没有人是天生的魔鬼；没有一个行业是天使的行业，其间有道德巨人，也必然会有道德侏儒。尽管医学被称颂为天使的职业，但也难保每个人都是纯洁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