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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后名声的过分重视往往超过或漠视了在生的意义，生活在现实中，却常常将目光对准后世以求未来；自死亡来临之际，往往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好像人生一世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死后有一个好名声。 
    在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中，就有这么一个不计生前身后名的人，他就是曾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除了简述其革命生涯外，更多的是对你短暂一生的无情剖析。他既对不能作为一个纯粹的文人而感到遗憾，也对自己由于历史的误会而不得不担当起党的领导职责感到无能为力；在隐隐流露出对党内斗争的厌倦之后，瞿秋白一再向人们表明自己不是一个烈士。他说：“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会把我当作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1932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绝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你们去算账吧，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在对待死这个令世人恐惧的事情上，瞿秋白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洒脱和超然的涅槃式的境界；在对待死后的名声这个中国文人最为重视的问题上，他则表现出了无比的豁达与从容。瞿秋白无疑是千百年来真正看淡死后名声的第一人，第一个真正的人。虽然他曾经作为党的异己分子甚至是叛徒而遭受了多年的指责。在他看来，只能说是在面对历史和人生的各种疑惑和已走到尽头的个体生命时，仅仅只想说出自己长期以来积压在心头的话，至于究竟会有怎样的反响，会招来怎样的污水与鲜花，瞿秋白并没有过多地考虑过。为了得到“休息，休息，永久的休息”，他愿意“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 
    1935年六月，在百般劝降无效之后，蒋介石下令将瞿秋白就地处决。他在走向刑场时尚与同行者大声交谈。“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庭前，已见菜四碟，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人工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睡，为真快乐。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瞿秋白就义于长汀中山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