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清史稿》人物叙述异同

          -- 以《高祖本纪》和《太祖本纪》为个案

【 提要 】本文以《 高祖本纪 》、《 太祖本纪 》为个案对这两部史书《史记》、《清史稿》

的人物描写作了比较性的解析，从《史记》到《清史稿》人物的描写艺术呈现诸多不

同，其展现人物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侧重故事塑造与侧重略述经历的不同、 以直笔写人

与以赞笔写人的不同、强化传奇性与弱化传奇性的不同。

【 关键词 】《史记》 《清史稿》  刘邦    努尔哈赤    人物    描写

 

《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人物描写的独道之处，学者对此已作出很深的探究。笔者本文虽也是以人物描写为切入点，但其着眼点不是对《史记》人物叙事作宏观上阐述，而是通过《史记》与《清史稿》中的具体人物的叙述方法作比较性的解读，来透视“二十五史”中人物描写艺术的嬗变。限于文幅，我们仅以《史记》中的《高祖本纪》和《清史稿》中的《太祖本纪》为个案进行分析。

 

一 侧重故事塑造向侧重略述经历的转变

人物描写艺术简而言之就是运用各种手法来完成对人物性格、命运、经历、心理等感性与理性的描绘。《史记》人物描写的主模式是以故事来推动人物命运的发展。描写的各式人物都不是将人物直截了当的展现给读者，更不是以记流水帐的方式来对人物生活进行扫描。《史记 · 高祖本纪》在描写高祖刘邦时，司马氏并不是就人物而写人物，他在对人物性格、命运、前途等进行观照时，总是通过主人翁的生平典型故事来展示的。在描写性格时，通过几个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事件来塑造刘邦的雄才大略、唯才是用、随机应变、贪才好色、唯利是图等个性特征。在看到秦始皇时发出了“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一句简单但有魄力的话折射出了刘邦潜意识中建功立业的宏大愿望。而表现刘邦雄才大略、唯才是用的还有如下典型事件：吕公招婿、高祖斩白蛇、纳谏郦生及邓子恢、止舍咸阳宫、大封韩信、“约法三章”等等。对刘邦随机应变刻划的淋漓尽致的是“汉王和项羽单挑”，当战场上他胸口中了一箭，他不是用手抚胸，而是弯下腰去抚足，并口中骂着“虏中吾趾！”此举非常人所能及，他在短时间内就考虑到：如果他受致命伤的话，将士看到就会士气大减。于是他假装只是受点小伤，以保证士兵在战场上士气的高涨。另外，通过其它传记叙述他驱其子女下车及同食其父也彰显了刘邦唯利是图、不顾亲情的面孔。总之，《史记》对刘邦性格的刻划可说是出神入化，运用几个故事把一个多重的刘邦展现给了读者。据笔者统计，《史记 · 高祖本纪》中的比较典型的故事就有 20 个以上，还不包括其它传记中对刘邦的描绘和其它小的故事。正是所有这些故事将一个汉代初君大智大勇但又贪财好色、唯利是图的形象树立在我们面前。

《清史稿 · 太祖本纪》开篇就对努尔哈赤的祖先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其次就是正文对努尔哈赤的描写。从努尔哈赤起兵到“庚戌，至爱鸡堡，上崩，入宫发丧。”洋洋近万言将努尔哈赤的的成长历程素描给了读者。但是作者在对努尔哈赤的性格进行展示的时候，不是如同司马氏对刘邦一样用故事来对人物进行描绘。在《清史稿 · 太祖本纪》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对人物细节的描写简直是一个空白。

“在一个大动作的骨架上需要镶嵌许多细节，假如没有这些细节动作的镶嵌，那么，贯穿动作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苍白、干枯，没有血肉。”^{（ 1 ）} 的确如此，笔者对两文的阅读过程中，刘邦个性的多重性格令人既敬又恨，但努尔哈赤于笔者心中却只留下一个比较模糊的影子。在《清史稿 · 太祖本纪》中我们只能看到努尔哈赤挥刀杀敌的英勇形象，对其它日常生活却只能靠读者的臆测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清史稿 · 太祖本纪》中没有一个故事来为人物做铺垫，但是其中的故事也是枯燥乏味的兵营见闻，并不足以将一个多维的圣君推向读者。

总之，《史记 · 高祖本纪》对人物的描写是侧重故事塑造，而《清史稿 · 太祖本纪》则侧重于略述经历。通过故事能更有利于作者表现人物的多重性，且可达到主人公脱纸欲出的美学效果。司马氏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能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2 ）} 相比之下，《清史稿》中的人物就不如《史记》中人物的丰满。他们对人物只是生平的扫描，将平生所作所为概念性的展示了出来。让人感到人物是作者笔下的人物，而不是独立的、不受作者摆布的多维人物。“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3 ）}

 

二 以直笔写人向以赞笔写人的转变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评价可谓公允。此说和刘向、扬雄所说的“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都是从《史记》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具有科学思维的精神这一角度来审美的。《史记 · 高祖本纪》中作者对刘邦的全方位描写展示了刘邦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所应有的各种品格。在由平民走向帝王之路上，刘邦的性格是经过多次整合才最终形成的。司马氏并没有因他是汉朝先祖而将其于己于人不利的一面隐藏起来。前文所述他的性格是雄才大略、唯才是用、随机应变、贪才好色、唯利是图等多位一体的个性特征。司马氏的赞笔可不论，值得一提的是其对刘邦性格阴暗面的揭露。由平民崛起而成为封建帝王，他并非以己一人之力，还有韩信、彭越等大将为其冲锋陷阵。但建国后他以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开国功臣。最终因残杀功臣、诛除异己而处境凄凉，以至于在内忧外患相继来临之时，无可奈何地唱出了 “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 的凄凉心境。而在其它传记中，关于刘邦的故事更加强了他的这一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了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揭露了他傲慢辱人，滥骂诸侯。《樊郦滕灌列传》反映了他为保全性命几次把亲生儿女推下车的自私心理。由此可见司马氏并不是仅以赞笔来对刘邦进行勾画的，对他笔下的人物他没有做过多修饰，一方面可以让人认识他的伟大之处，认识到他的成功绝非偶然；同时司马氏又以现实的笔褫去人物头上那灿烂的神圣光环，还以一个普通人的面目。

   《清史稿 · 太祖本纪》在描写人物时却变得单调多了，作者对人物仅以一个色调来处理。无论是与叶赫累战，还是与明王朝争锋，作者都是用赞誉的、俯臣的姿态来看努尔哈赤的。于其笔下，没有任何让人感到努尔哈赤是真正的一个凡夫俗子，只有作为一个皇帝、真龙天子的神圣权利存在。另外，笔者对《高祖本纪》和《太祖本纪》进行比较发现，前者文本中时间点很少，没有将任何一件事都用时间来界定。而后者时间概念非常强，几乎在每一段的开始，作者都为其标注了时间，具有历史学的详实的考证特点。我们“说《史记》的实录精神体现了追求客观性的科学思维精神，并非将它等同于实证主义历史学所主张的绝对中立地记录历史，追求绝对客观性，排斥认识者作用的“照实而录”^{（ 4 ）} 。《清史稿》很显然是同此相异的，它实行的就是实证主义历史学，但是对于这个结论，我们又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因为在此文中，作者并没有将努尔哈赤的多重人格描绘出来，只是将其超人之处展示了出来。可见作者在对努尔哈赤进行人物架构时，想以《史记》的人物处理态度来操作，但是由于各种意识的参与，使他不自觉的放弃了对人物现实的观照，转向了以赞笔描人的写作原则。

   当然，对于《史记》、《清史稿》中的这种写作态度的渊源我们还应从作者各自的个人经历来寻找根源。此不详述。

 

三 强化传奇性向弱化传奇性转变   

传说是人们创造的与古代历史人物或事件相关相近的故事。其与神话有一定的渊源，题材同人民生活和社会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意义较强。在中国源头型文化中，许多重要史籍都参与了这种传说意识。

“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 5 ）} 《史记 ·高祖本纪 》中司马氏就是以传奇性来对刘邦的性格和命运进行渲染的。篇始作者就将刘邦的出生弄得神乎其神：“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司马氏用这个传说是试图将刘邦人生的特殊或非常人性表现出来，用以来为其真龙天子的身份寻找一个合理的支点。此处，《史记 ·高祖本纪 》中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吕公看相”、“老父看相”、“高祖斩蛇”、“吕后求天子气”等。这无一不为刘邦的命运添加神性色彩，更使刘邦的形象更丰富、更生动，符合了现实的需要。“《史记》虽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但它的文学性很强，不少生动的描述是得力于民间传说的。”^{（ 6 ）} 用传说来附丽于人物描写，更容易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人物特有的魅力。

《清史稿》中也有类似的传说杂于其中，但是与《史记》相比，其显然有传说弱化的影子。笔者在《清史稿 · 太祖本纪》中发现全文只有一处有传说附着。“始祖布为里雍顺，母曰佛为伦，相传感朱果而孕。”为给国朝统治者寻找一个合理的统治权，作者为努尔哈赤的出生增添了命运光环。但是比较《史记 ·高祖本纪 》中的传说，我们明显发现作者对这个传说本身就为其定下了怀疑的基调。他在这个传说中用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相传”。而我们在《史记 ·高祖本纪 》文中可看到，司马氏是用平稳的笔调对刘邦进行传说塑造的，本身并没有否定其真实性。很显然，作者对努尔哈赤的出身也是颇感怀疑。换句话说，《清史稿》文本对传说的加入本身就是持否定态度，它弱化了传说在人物表现中的渲染性，也弱化了其传奇性。在《史记 ·高祖本纪 》中的传说不是同《清史稿 · 太祖本纪》一样只有一处，它多处用传说来对刘邦进行人物塑造，上述的“吕公看相”、“老父看相”、“高祖斩蛇”、“吕后求在子气”等就是例证。

考察《清史稿》和《史记》，笔者发现于《史记》中随处可见传说对人物的渲染，从黄帝到汉孝武帝，每篇都有传说的汇入。其传说的色彩最浓的应是对三皇五帝的描写，全文基本上都是有传说来构建，让人感到历史的现实就是融入了这些传说而最终得到的，抛去这些具有人文气息的传说，其也就失去了这些人物本身的形象特点及其人格魅力。而《清史稿》中我们很难发现传说与作者的笔是处处相连。粗约统计，《清史稿》中的传说故事不超过 10 个。据此我们就可清晰的得出，《史记》对传奇的强化是人物表现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清史稿》中弱化人物传奇性是造成其人物描写平直、不具多重性的主要成因。

  

除去上面所列，《史记》、《清史稿》中人物描写的异点还有很多，如《史记》强调人物的对比展示其性格，而《清史稿》中则强调个人直绘来突显其人格魅力等等。总之，我们认为《史记》、《清史稿》人物的描写从一个多维展示向一个单维描绘的转变，其基本代表了“二十五史”中人物描写的发展轨迹。

 

注释

（ 1 ）白岩《描写美学》北京：金城出版社， 1998 年第 232 页— 243 页

（ 2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215 页

（ 3 ）日本 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影印本

（ 4 ）参照 刘忠世《〈史记〉思维方式初探》 · 《东方论坛》 1994 年第 4 期第 32 ～ 44 页

（ 5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217 页

（ 6 ）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6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