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胡适思想

  班级： 2004 级思政〈汉 〉姓名：何永明   学号： 200404064

摘要: 胡适在现代中国文化革新中的重要地位已为世所公认。他关于当时中国的重大社会、政治、文化、思想问题的自由主义观点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思想主要包括自由主义,怀疑主义,实证主义,民主主义 人权与法治,和其它思想主张.
   关键词:胡适 思想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胡适在现代中国文化革新中的重要地位已为世所公认。他关于当时中国的重大社会、政治、文化、思想问题的自由主义观点无不具有开风气招榛莽的作用。胡适还是中国现代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派别的领袖。他 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堪称一代宗师 ( 尤其在二三十年代 ) ，桃李满天下。 胡适毕生似乎与争议结下不解之缘。即使在身后，他仍然一再作为争论的主题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那么，什么是胡适的理想 ?

   在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胡适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胡适对于"胡适思想"的开场白。其思想主张主要有：

     一，自由主义 .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生坚持不变，甚至愈老弥坚，所坚持的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时期，他就极力提倡个人主义，或称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他认为 “ 自由独立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胡适向人们推荐易卜生的一个剧本《国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是斯铎曼先生，他因揭露本地的黑幕，而被全社会的人视为 ” 国民公敌 “ ，但他仍大胆的宣言 “ 世上最强有力的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 胡适常喜用一句充满个性力量的话来勉励他的朋友： “ 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 。 胡适在美国学习时，曾多次在日记里写下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 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不侵越此界，则个人得随所欲为。 ” 这条原则运用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主张每个人都有宣传自己观点的同等权利，任何人都不应压制别人这样的自由。     “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选》，胡适的这句话在新文化运动中曾传诵一时。在他看来，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 。现代文明的建立和发展都有赖于国民独立人格的养成。他对中国旧礼教的猛烈抨击就是基于这种来自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 胡适的自由主义的伦理基地是个人主义。其思想基础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奠定。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教育以及关于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一贯认识都在推动他走上自由主义者的道路。特别是他所接受和倡导的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思想直接导致自由主义。胡适倡导个人主义的代表作是《易卜生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他在文章中倡导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定“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 (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 。胡适提倡自由独立的人格和为我主义的个人主义。他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使之得不到自由发展，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应当成为青年最重要的人生主张。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二是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格。”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共和的国家，都应当使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若不允许个人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胡适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这是胡适对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的彻底性的认识。易卜生曾经表示，国家的观念终将消灭，人类观念终将兴起。胡适以此推断易卜生晚年一定进入“世界主义”的境界。这说明易卜生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思想对胡适是有影响的。
      国家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对立物，也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胡适宣扬个人主义也是为了铲除国家主义。个人在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以后就会产生同国家的恶势力相抗争的勇气。
   胡适希望青少年朋友都能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和斯铎曼医生那样，努力铸造自己的个性和人格，“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的状况，需要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独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然而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把国家主义强制灌输给国人，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压迫个人自由。如此恶习，一代甚于一代。你要个人的自由，会有人说先要争取国家的自由；你要个人的人权，偏有人讲国家主权比你个人的人权更重要。国家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为压迫自由人权的行为辩护。胡适直接对此种国家主义进行挑战。“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 ! ’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 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打着国家的幌子肆意剥夺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是国家主义者和一切奴役主义者的一贯作法。根据他们的逻辑，你若争个人自由，便会危害国家利益，他们所谓国家利益说到底，就是他们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适号召个人要真实的为我，铸成自由独立的人格，这是从根底上破坏国家主义和其它一切集体主义和奴役主义的理论。人在形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后，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自然敢于说老实话，敢于攻击社会国家的腐败情形。
    简言之，胡适的自由主义是反国家主义、反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是其本体论核心。这是抓住了自由主义精髓的。

  第二，怀疑主义。 

西方现代文明的曙光是从对黑暗的中世纪思想统制的怀疑开始的。胡适提倡的存疑态度，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也面临着 “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 的任务。代代相传的制度、风俗、圣贤教诲，历来视为天经地义，如今却必须一一重新审视。二是把事事问个为什么的理性态度看作人性的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和圣贤的教导就是真理；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偶尔出现的怀疑思想除了异端以外，基本上是对经义的不同理解。胡适说： “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 ”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提倡用理性审视一切，主要渊源于现代西方文化。 胡适的思想与治学，常常不忘疑字。他早年致力介绍赫胥黎的思想 "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第三，实证主义 .

究竟什么是实验主义，胡适在《杜威论思想》一文中扼要介绍了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如何思想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胡适看重方法论。按照胡适的说法，实验主义就是一种“科学方法”，首先，是一种创造能够应付环境的思想、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的科学方法。在《胡适自传》中有关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部分 ( 杜威自己把这种实验主义称为“思维术” ) ：

胡适说：杜威认为的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 第二阶段，找出并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 第三阶段 ( 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 ) 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 ( 解决问题 ) 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 ( 大胆 ) 选择的假设， ( 小心的 ) 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胡适把这一思维术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在其《自传》的另一处又有如下一个说法：“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要证明一个理论之是否有真理的唯一方法，也便是想出这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上牵涉到各种情况；然后在实验中观察这一特殊理论是否能解决某一问题的初步困难，从而进一步找出一个原来所要寻找的解决方案。” ： " 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 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情感，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 胡适一再说： “ 我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 ” （胡适：《我的歧路》，）在他看来， “ 科学唯一武器是证据 ” ，这是 “ 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的唯一工具 ” 。（胡适：《演化论与存疑主义》，科学所以能战胜迷信，推动人类的认识发展、文化进步，其奥秘就在于此。翻阅一下胡氏的著作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实验主义的旗号下倡导 “ 实验室态度 ” ，鼓吹 “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 ；还是维护科学精神，批评不利于科学发展的错误思潮，他归根到底是要启示人们 “ 尊重事实，尊重证据 ” ，反对专制统治养成的盲从盲信， “ 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 。 胡适在《自传》中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提出“文学改良刍议”，至少一半也是应用实验主义方法的结果适运用实验主义方法，不是生吞活剥，而是像他自己所说，与“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相结合。胡适是在中国考据学、考证学传统的基础上运用实验主义方法来治学的人。他认为：在清乾嘉时代达到高峰的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考证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所以深有“考据癖”的胡适，他做学问更着重于“小心求证”这一点上，并获得不少成绩，而他在政治方面的“大胆假设 " 的方案则往往陷于失败。胡适 1919 年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并自称这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这是由他实验主义的改良主义政治立场决定的，自然是错的。 50 年代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错。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公平地指出，胡适并不反对一切学理或主义，相反，胡适从他实验主义方法论立场出发，认为“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们理解出特殊假设的可能后果。……‘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尤其在《四论问题与主义》这篇争论文章中，胡适着重指出：“若要知道一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我们须先知道那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可以有比较，然后可以下判断。……输入学说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病。”胡适这些话的本意是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他所说的一切学理 ( 或“主义” ) 都只是一种假设，这也是实验主义者漠视客观规律的一种偏见。但从上面他所说的那些话也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实验主义方法论显然包含着一种反对“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的精神在内。胡适是从反对者的立场第一个提出在宣传和实行“主义”时必须警惕教条主义的人。今天看来，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在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时，对反对者这方面的意见也应当表现出一点尊重，因为历史事实证明，教条主义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

第四，进化观点。

胡适这个名字就是中国知识份子深受进化思潮影响的标记。他也一贯致力于提倡用进化观点观察万事万物。 “ 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 —— 自己如此的， —— 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 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这就是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基础。

第五，民主主义。

胡适的政治理想是步欧美后尘，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他认为以人民程度够不上为藉口拒绝采用民主制度，是无视这个制度本身的教育作用。只有在实际贯彻过程中，人民才能学会运用民主。他尖锐地指出，那些以训政者自居之辈， “ 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 ‘ 入塾读书 ’ 罢？ ” （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为了确立民主制度，必须实行法治。他说： “ 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 ‘ 非法行为 ’ 。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法定的人权的 …… 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 （胡适：《人权与约法》）民主与法治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长治久安之路。  胡适的理想是民主主义。他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多年，学过美国政府和政党课程， 1912 和 1916 年大选他都到竞选集会和投票站调查，他还是美国学生组织的骨干。胡适是当时最了解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中国人之一。鼓吹 “ 民主 ” 和 “ 科学 ” 的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是对袁世凯等人反对民主，企图复辟帝制的行为进行批判。 1915 年 9 月 15 日《青年杂志》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比《青年杂志》创刊还稍早一点，在这年的 9 月 1 日，胡适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了《中国与民主》，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写道： “ 少年中国信仰民主 ” ，袁世凯称帝的企图 “ 将不可避免导致他最终的垮台。 ” 胡适指出： “ 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民主 ” 。 。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号称民主的共和国，但大多数中国人却不真正懂得什么叫民主。胡适写道：中国的广大青年 “ 长期怀有共和的梦想，却不知道共和的确 。 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但缺乏民主主义，而且有大量反民主的宗法专制思想。胡适写道： “ 正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民主，所以她必须立即推行民主胡适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实现民主必须 “ 再造文明 ” ，创建民主制度能够生存的文化环境；在这个努力过程中必须保护思想和言论自由。 ，其背后却包含着他对民主基本价值的一种深刻体认和追求。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政治统一非武力统一；二，民治幼稚观；三，民主宪政的诸多好处 …… 已然构成了这一时期胡适主张 “ 民主政治 ” 最重要的理由。也这就是说，不论当时中国局势如何复杂多变，分裂割据也好，文化落后也罢，抑或处于危急的国难之中，都不是政府拒绝推行民主宪政的口实，更不是实行 “ 一党专政 ” 的必然。尽管胡适在三十年代的一些行止 “ 偶有缺失 ” ，但他对民主自由的无限向往，不论是在《努力周报》、《新月》时期，还是《独立评论》五年中，以及之后的《自由中国》时代，都一以贯之，至死不渝，而且在勇于批判之外，也勇于肯定，突显自由和独立的本质立场。

第六 人权与法 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