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玮

　　状如蜈蚣的少城

　　成都少城乃成都大城中的子城，始建于泰惠文王二十七年（公元前３１１年），后几经重建。明末清初的战乱使成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子城也毁于一旦。康熙五十三年（公元１７１４年）开始动工重建成都大城。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又在大城西南另建小城，以驻八旗兵丁，这就是满城，亦称少城。

　　少城重建后，清人吴好山在《成都竹枝词》中写道：“本是芙蓉城一座，蓉城以内请分明。满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座城。”

　　成都满城以将军衙门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东自半边桥、东城根街，北至八宝街、小北街，西至同仁路，方圆约１０里。少城城墙，北面从八宝街东头向南到羊市街西，接明蜀王府遗址，直到西御街西；再从半边桥西过君平街与小南街相接到西较场和南较场之间再到南大城城墙上（南栅子）。这是少城从北到东到南的城墙，西面就是西门到西南较场之间的大城一段。少城城墙最雄伟的一段是从西御街西口到羊市街一段。此段原是明蜀王府西侧萧墙，顶上有檐，高二丈，厚八尺八寸。满城由四川总督年羹尧主持修建，周长四里五分，长八百一十七丈，高一丈三尺八寸，五座城门中，作为东大门的受福门最壮观，城楼上有白底黑字匾额两个：内写“少城旧治”，外写“既丽且崇”。

　　满城内的街坊排列、建筑结构、衙门位置，营房方位都按八旗兵传统规定设立，当时共建官街８条，披甲兵丁胡同４２条。

　　以形势观之，少城有如蜈蚣形状，由南至北，以将军衙门为蜈蚣头，长顺街为身，东西街道、胡同为脚，分作两翼排列。自北至南，长顺街东南为左翼，西为右翼。八旗军中，正黄旗、镶黄旗居北方（正黄旗驻今西大街至西马棚街范围内，镶黄旗驻今八宝街至东马棚街范围内）。其中，正黄旗头甲居今西大街，正黄旗二甲居今西二道街，正黄旗三甲居今三道街。镶黄旗头甲驻今过街楼街，三甲驻今红墙巷。正红旗、镶红旗居西方（正红旗驻今槐树街至实业街范围内，镶红旗驻今泡桐树街至西胜街范围内）。其中，正红旗佐领署、防御署、骁骑署设于今实业街。镶红旗佐领署、防御署、骁骑署设于今西胜街。正红旗二甲驻今吉祥街。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宽巷子和窄巷子，即为当时镶红旗人所居。而正白旗、镶白旗居东方（正白旗驻今东门街至商业后街范围内，镶白旗驻今商业街至东胜街范围内）。其中，正白旗头甲驻今长发街，正白旗二甲驻今商业后街。镶白旗二甲驻今桂花巷。镶白旗三甲驻今斌升街，镶白旗满洲固山公所也设于此。镶白旗佐领、防御、骁骑三署均设于东胜街。正蓝旗、镶蓝旗则居南方（正蓝旗驻今将军街至人民公园范围内），正蓝旗三甲驻今祠堂街。据说这样安排含有五行相克的道理，如东方属木，而白色代表金，正白旗、镶白旗驻东方就可以金克木；西方属金，而红色代表火，正红旗、镶红旗驻西方，就可以火克金……

　　少城胡同的名字都有些来历，比如说焦家巷（上升胡同），因清道光咸丰年间巷西口有苏将军宅，苏为额苏哩氏，亦姓焦，所以叫焦家巷。包家巷（永明胡同），因有一蒙古将军巴岳特氏居住，“巴”译作“包”，所以叫包家巷。而祠堂街（喇嘛胡同）则是因为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年，满城的旗人驻军曾为年羹尧建生祠于此，故名祠堂街。胡同里的房屋按照统一规划营建，路宽和屋高均有定制，既有深宅大院，也有绿树成荫的小庭院。少城内每名甲兵最少有地一二亩，由公家给予修建三间住房，四周筑以围墙，住进该甲兵及眷属。初建少城时，由于城内建筑物相对稀少，空地较多，旗人又长于栽花养鸟，使少城一度竹木葱茏，鸟语花香。加上城西南角有条金河流进来，沿将军衙门横贯东西，经半边桥涌向大城，更使少城增添几分风光。金河上还有一座桥，此桥在陕西街后，满城水栅建于桥上，桥之东边属大城，西边属满城，故名半边桥。清人杨燮在《锦城竹枝词》中写道：“右半边桥作妾观，左半边桥当郎看。筑城桥上水流下，同一桥身见面难。”

　　满城内的重要衙署有将军衙门（今金河大酒店）、副都统衙门（今商业街省委驻地）、左司衙门（管理兵、工、刑事务，在今东胜街）、右司衙门（管理吏、户、礼事务，在今西胜街）、恩赏库、永济仓、火药局等。另有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小衙门２０多个。今天的多子巷，原称刀子巷，是八旗兵的刀剑铸造地。而西马棚街、东马棚街则是旗兵养马的地方。满城的五座城门，每一座都设有盘查厅，另有卡子房１２所。还在各街要隘和各条胡同增设步军营大卡和夜巡卡３６处，各条街巷还设立栅子。对于汉民来说，满城是不可逾越的禁区。

　　清政府对八旗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视。在少城内，设八旗官学一所，选八旗优秀子弟入学。又设义学２４所，由各兵队筹资自办。后来增设少城书院，定期讲学，可以推荐成绩优秀的学生做官。八旗子弟入学学习，主要课程是满文和汉文两种，另有骑射技艺。清末，废科举兴学校，成都八旗也办起了新型学校。１９０４年５月２６日，八旗高等小学堂成立。学校由少城书院后房屋扩建而成，规模宏大，设备完善。学校设有数、理、化、中文、英文及音乐、绘画、体操等科。教师旗汉并用，初时兼教满文。学生一律由学校供给伙食，汉族学生也有来就学的，待遇和满族、蒙古族学生一样。

　　满城的建筑规模及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官街及兵丁胡同，在清末民初已演变成屈指可数的街道５０多条。原来花园式的庭院，大部分变成了鳞次栉比、杂乱不整的住宅区。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自然坍塌及人为原因，满城城垣也被逐步拆除，形成街道。北段城垣八宝街至老西门之间于１９１２年拆除，随后又拆除了包家巷至西较场之间的南垣。西御街西口至羊市街一段于１９２１年拆毁。最后留存的少城公园至小南街一段，直到１９３５年才被拆除。从此，少城城墙完全消失。

　　４６任成都将军

　　自清军入关，满族贵族为维护统治地位，以“弧矢”威震天下，使全部八旗子弟成为了专职的武装集团人员。驻防八旗的主要任务是监督地方行政，并且镇压各地的反清力量。清廷根据各地军事战略位置的重要程度，把驻防八旗的等级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将军衙门，第二等是副都统衙门，第三等是城守卫衙门。由于成都在战略上的特殊重要位置，因此它的驻防八旗先为“副都统衙门”，后升为“将军衙门”。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清廷在平定了大、小金川少数民族起义后，始设成都将军。

　　成都将军从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明亮第一任起至清末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玉昆最后一任止，共４６人。他们是明亮、特成额、福康安、保宁、阿迪斯、鄂辉、成德、奎林、那彦宝、勒礼善、富成、勒保、德楞泰、庆成、特清额、常明、赛冲阿、德宁啊、呢玛善、戴三锡，瑚松额、宝兴、凯音布、廉敬、红额布、乐斌、有凤、全亮、福济、崇实、吴棠、魁玉、恭寿、寿长、绰哈布、奎俊、长庚、赵尔巽、玉昆等。清制外省入旗驻防将军一职，非满蒙大员不得充任。但在清代的４６名成都将军中，却有３个例外。戴三锡，顺天大兴人，原籍江苏丹徒，乾隆五十八年进士，道光三年署四川总督，五年，实授，兼署成都将军。吴棠、字仲宣，安徽盱眙人，举人，历任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四川总督，川督任内兼署成都将军。赵尔巽，汉军正蓝旗人，在川督任内兼署成都将军，和赵尔丰是兄弟。

　　吴棠之所以能以汉人身份担任成都将军，是和慈禧太后的提携分不开的。据清史记载，咸丰初年皇帝下诏普选秀女。那拉氏（慈禧）时年１７岁，乃安徽徽宁道台惠征长女，欲进京参加满洲闺秀选美。谁料惠征突然因病去世。那拉氏家境本不富裕，此时更是愁云密布。姐妹俩买船扶灵北上进京，途经江苏清江码头。吴棠时任清江知县，他与安徽漕标副将任昆乃是至交。任昆不久前死于任上，吴棠不胜伤感。任的灵柩正好也是载船同期抵达清江，吴棠便派人送银３００两给任昆的家属。谁知办事的人粗心大意，错把银两送到了那拉氏姐妹的船上。吴棠得知后立即让办事人去把银两要回来。师爷却拦住办事人对吴棠说：“大人，听说此船乃进京选美之满洲闺秀所坐，这进宫的秀女倘若被皇上看中，那就是贵妃娘娘了。到那时，只怕大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３００两银子，对大人来说算不上一回事，但对这时的寡妇孤女来说，则是一个天大的人情。银子既然已经送了，大人不如把人情做全，以惠征故人的身份亲自到船上看望一下，也为今后预留一个地步。”吴棠听罢，当即带上名剌（名片）来到那拉氏姐妹的船上吊唁。那拉氏姐妹大为感动，连连对吴棠说：“吾姐妹它日倘得志，无忘也。”后慈禧生下同治帝，成为西太后，慈禧的妹妹成为醇亲王福晋，生下光绪帝。吴棠也从一个芝麻县令做到了封疆大吏。

　　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年），成都驻防旗兵有２０００余人，满族占２／３。眷属３０００余人，共５０００余人。嘉庆年间，满蒙人口有２１５０户，人丁１０９９０余人。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有４５００余户，１３７００余人。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查核册籍５１００余户，２１０００余人。旗人初来成都时，以从龙子弟的威风，与汉人时有冲突。为了减少满、汉的接触，避免民族冲突的发生，清政府从外省调入军队，驻在满营周围。大小福建营驻今西玉龙街，宁夏营驻今宁夏街。又从西北移来大批回民，迁入满营西侧居住。这样，就在少城西侧设置了一道缓冲地带。

　　清朝规定旗人及其子弟应日习武功、勤练骑射，骁勇者方能披甲做官。在清道光以前，成都将军和副都统还能统兵作战，但后来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和八旗制度的衰落，成都的驻防旗人基本上成了一群养尊处优的闲人。八旗官员们的锐志逐渐消减，心思转向享乐腐化，他们也不大愿意管理实际事务，四川边境的事务也都推给总督。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七月，完颜崇实任成都将军，协办四川军务。１８６２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被押解到成都。６月２７日，四川总督骆秉章在总督府大堂上对石达开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还有崇实和省司道一级的官员。因成都将军位在总督之上，骆秉章让崇实先问。但崇实却“音低，不知做何语”。在石达开“昂头怒目”的反驳下，崇实竟“气沮语塞”，被驳得说不出话来。骆秉章只好亲自出马为他解围，最后处死了石达开。

　　历史的惊雷

　　晚清时期，清政府内外交困。是时，部分八旗子弟表现出积极的爱国热情，满洲正白旗诗人宗韶在咸丰末年随父居住成都，时刻注意国家安危，他在《成都杂感》中写道：“到处悲烽火，频年作客游。域中无乐土，身外有闲愁。”戊戌变法时，旗人教师扬卓甫在课堂上公开讲授清朝政府腐败、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少城旗人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酝酿着反抗清政府的情绪。辛亥革命时，武举拉木都鲁的长子即参加同盟会。

　　清末，少城旗人的生活日趋艰难。官府腐败，那些发给驻防旗兵的粮饷，大都被贪官污吏半路拦截。光绪、宣统之际改行新政，弛营业之禁，并设局为旗民筹生计。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凉州副都统玉昆上任成都将军，创建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其地在清代为满城之永顺、永清、永济等胡同。少城公园的开放打破了满城这个神秘的禁区，满汉人民的交谊日益增进。川人李九如在祠堂街开办聚丰餐馆，成为清代第一家由汉人在满城开设的规模和档次较高的餐馆。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五月二十一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七月初一，成都各界人民宣布罢课、罢工、罢市、抗捐。七月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设计诱捕了保路代表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赵尔丰以狂悖独立、大逆不道的死罪加于诸代表并上报清廷。但要行刑，必须得到成都将军玉昆一并“画行”。事后，也必须由将军领衔上奏。玉昆不主张对保路代表加以杀害，他说：“蒲、罗等是正绅，非叛逆，不过政见不合耳。非专案请旨不可，不能轻易从事，此乃大问题，非斩首即能解决。”玉昆乃北京庆王府包衣出身，与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弈匡力关系颇深。玉昆任成都将军，同时监视四川总督。玉昆既然表示反对，赵尔丰就不敢动手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西安、荆州、杭州等地极端排满，对旗人随意杀害。消息传来，成都满城一片惊惶。实业街的三英小学成了旗人聚议的地方。白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那里讨论怎样应付这一巨变。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７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１２月２２日，赵尔丰伏诛，形势越发紧张起来。少城城门紧闭，三营旗军昼夜巡逻，戒备森严。库存武器，被取出发给青壮年。少城城墙上还布列开花炮。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安定旗人并促使旗兵缴械，都督尹昌衡公开表示：“昌衡处世，一本大公，五族共和，满汉一体，今后尚望同心同德，共建国是。”并亲赴满城劝降。副都督罗纶更毅然搬进满城住下，以示无诈骗相害之意。满、汉双方始就和平解决满城问题进行研究磋商。在旗人中有不少门生子弟的师范学堂监督

　　徐子休代表军政府与旗人谈判，终达成和平解决协议：旗兵一律缴械，每人发给３个月粮饷；将军主管之兵工厂交军政府接管，旗兵住宅归己，可以自由买卖；旗兵兵籍既脱者自谋生（清政府不准旗人经商、务农）；满蒙人可以任民国官吏，可以当汉人所办学校的教员；在少城内新办几所小学校，专用满蒙人做校长、教师；设同仁工厂，容纳工人数以千计；特辟一条大路，沿少城城墙行驶东洋车和鸡公车，由满族人专利；又设旗民生计筹备处，随时解决各种困难。这样，一场民族仇杀的风波得以顺利平息。满、汉人民得以和平相处。

　　民国初年，许多旗人生活艰难，因为所住房屋为官府拨给，所以他们仅留一二间以蔽风雨，而把其它的房屋拆成瓦木材料低价出售，以维持日渐艰难的生计。由于旗人大量变卖家产、棉衣，因此精明的山西典当商人齐集在少城城门外，开了好几家大的典当铺。有的人靠低价收购旗人的物品发了财。旗人中比较多的一部分成了小商小贩。情况稍好一点的旗人因为什么生计都不会，只好穿着破衣服，提着鸟笼子，出入于成都的茶楼酒肆。也有练了一身好武功的八旗子弟当了武术教练。有文化的则去学堂当了教书先生，以此勉强糊口。八旗后裔中，不少家道没落的人断了生计，举众迁到真吾宫（今八宝街）租房栖息，新中国成立后仍有许多人在此靠卖针线、凉粉、烤红薯过活。

　　随着八旗制度的崩溃，旗人尽管是在痛苦中求生，但他们毕竟摆脱了八旗制度的束缚，在自食其力的生活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同时，清代旗人由于２００余年同汉族人民共同生活，彼此已无界限。当他们求得新生活时，得到广大汉族人民及时地帮助，表明两族人民休戚相关的关系。今天，满汉人民更是亲如一家，携手并肩，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成都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