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龙有悔

　　秦普庭

　　印章，是一个总称，包括有印、玺、章、图章、关防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玺”成为皇帝印信的专有称谓。官、私所用的印信均改称“印”，至汉代，官印中始有“章”、“印章”的称谓。所谓“官印”，可以概括为官府之印，也可以细分为多种。本文着重谈的是从汉代至清代中央王朝颁赐给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及其所属官员的官印。

　　官印的形状

　　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央王朝给少数民族的首领及其所属官员颁发官印和绶带，始于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延续不断，从而形成了一种制度。从考古出土的和馆藏的藏品看来，从汉至清朝，方形成为官印的基本形状。

　　官印的质地

　　在接受中央王朝颁赐的印玺中，王一级的首领多是金质印玺。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夜郎侯被封夜郎王，赐以金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始首善”，“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稍后，龟兹王、匈奴呼韩邪单于等，都曾相继接受了西汉中央王朝的黄金印玺和绿色绶带。

　　甘肃博物馆收藏有“魏归义氐侯”金印、“晋归义氐王”和“晋归义羌侯”金印各一方，均出土于甘肃省西和县，通高2.5厘米，边长2.25-2.3厘米，驼钮。氐羌是生活在今甘肃、青海、四川一带的古老民族，部落内由王后相统领。从汉武帝开河西，置武都，到魏晋时期，氐、羌首领多受中央王朝的赐封。尤其是曹魏时间短促，颁赐给边疆少数民族王侯的金印极为罕见。

　　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记载，南越第五代王继位后，上书汉朝请求“内属”，如内地诸侯一样，“三年一朝，除边关”。汉武帝允其所请，并颁“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

　　官印的质地，是与官位的高低、官爵的大小相辅相成的。从史书的记载和民族文化宫博物馆的藏品看，历朝历代的官印，除了金、银、铜外，还有象牙、玛瑙、水晶、石、铁、木等质地，金印、银印、玉印、象牙印，常被认为是贵重之物。其中尤以玉印最为名贵。

　　官印的印文

　　从史书的记载和馆藏的藏品可以清楚地看到，初期，尤其是两汉时期，印文较为简略，如“滇王之印”只有四个字。之后，越来越长，最多的一方印仅汉文就达到了26个字。在文字上除了汉文外，还增加了多种少数民族文字，较常见的有满文、蒙古文、藏文、八思巴文、梵文、西夏文、傣文等。早期曾一度“印”和“玺”并用，从西夏末以后逐步以“印”作为定制。这就是后世之所以称为“官印”的缘故。也有称为“宝”的。

　　印文的内容，是与它的持有者的身份和地位相一致的，不仅表明了官位、而且显示了权利的大小、俸禄的多少。因此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稳定性。随意的变更，轻者，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重者，引发民族矛盾和战乱。据《汉书》记载，西汉末年，王莽篡夺了政权，更改了国号，而且大改官名、爵名、地名，诸侯王改称公，“四夷”城王者改成侯，对各级官员包括匈奴、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统统收缴汉朝印绶，并颁发新式印绶。其中匈奴单于的印文汉朝时为“汉匈奴单于玺”，被改为“新匈奴单于章”。匈奴单于及其众首领知道后，非常生气，大为不满，认为“既得而复失之。辱命莫大焉”。有个将领竟用斧子把“新章”砸个稀巴烂。匈奴单于及其众首领坚持不要新“章”，要旧印“玺”。因对印文的更改不满而引发了战乱。稍后，迫于压力，王莽又将“匈奴单于章”改为“恭奴善于章”。从此，匈奴单于攻扰不止。边境战事不断，军费开支浩大，边境人民负担加重，遂起武装反抗。王莽派兵镇压达一年之久才平息。王莽被杀以后，汉帝刘玄派遣中郎将、大司马等重臣前往匈奴，从新授单于汉旧制玺绶，王侯以下授印绶。单于才满意如初，汉与匈奴边境才恢复了和平。

　　官印的印文，是与接受者的民族成分紧密相关的。清代，汉文、满文通用。印文以多种文字书写，不仅仅是便于辨认，而且反映了多民族、多文字并存的历史事实。中央王朝对藏传佛教上层领袖人物加封，如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不仅有金印，而且有金册。有些印玺，一般有满、汉、藏等多种文字。据说，成吉思汗灭乃蛮部塔阳汗时俘获了为塔阳汗掌管大印的畏兀人塔塔统阿，才知出纳钱谷、委任人才以印为信验的用途。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命八思巴创制一种能拼写各种民族语言的新文字。八思巴经过几年的试验，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出一种竖写的拼音文字方案，这种被称为“蒙古新字”、“国字”的拼音文字方案，由忽必烈下诏颁行于全国实施。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牌符、钱币中曾广泛使用。这种文字，后世称为“八思巴字”。在元、明、清三代的馆印中，八思巴字也是一种较常见的印文。如“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就是一枚八思巴文玉质官印。

　　汉文的字体，多为正楷体、隶书和篆体。由于刻制等原因，行书和草书较罕见。

　　官印的使用

　　官印的使用，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先秦及秦、汉、魏时期，官印常作封发简牍之用。当时，简牍都是写在竹简、木札上，封发时，用绳子捆缚扎牢，并在绳子两端或交叉处加以检木，用泥巴封口，上盖印章（多为官印），作为信验，以防私拆，被称为“封泥”。封发物件，也常用此法。除此之外，官印作为权利的象征而常常佩挂在身上。从考古出土看，一带滇王的金印，南越文帝的金印，都是佩带在身的。因此，官印不仅有金、银、铜等质地的不同，而且佩带绶带的颜色也大有差异。依照西汉王朝的规定，凡二千石（音dan，古代的计量单位）以上俸禄的官员，皆银印青绶；六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员，皆铜印黑绶；凡二百石以上俸禄的官员，也是铜印但绶带为黄色。西汉时，金印与绿色绶带相配；东汉时，金印与紫色绶带相配。迄至宋代，帅印还是挂在身上的。所谓穆桂英挂帅，就是把帅印挂在身上。由此可见，佩挂官印，纯粹是一种权利的象征。现代汉语中的“挂帅”一词，其原意就是把印挂在身上，比喻居于领导、主导地位。

　　纸、帛发明并广泛使用之后，简牍改为了纸或帛，官印的使用范围大大扩大了，多以朱色钤盖在公文中。朱色的印泥，以银朱或朱砂等为主要色质，有的甚至用珊瑚和红宝石等研制成细末后调制而成，色泽鲜艳美观，可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而不变色。盖上朱色的印模，表明公文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作为下属，展读官文、官印，如同接见下属一般，可圈可点。

　　官印的规格

　　不同质地的官印，其大小、重量、历朝历代尽管有所差异，但是每个朝代官印的规格都是按照明文规定制作的。如汉代的金印，从考古出土的蟠蛇钮“滇王金印”、“汉倭奴国王”金印，以及“广陵王玺”金印等来看，印面均在2.3-2.5厘米之间，相当于汉尺一寸的标准。

　　官印的颁赐对象

　　中央王朝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及其所属官员发官印和绶带的条件只有一条，即俯首称臣，和平共处，维护国家的统一。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诸侯王，高帝初置。”授予金质印玺和黄色绶带，“掌治其国”，故国王如故”。根据史书的记载，最早接受中央王朝颁发金印的边疆少数民族首领是南越王赵佗，时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公元前206年，秦朝官员南海都尉赵佗（河北正定人），乘秦末天下大乱中原王朝无暇南顾之机自立为南越王，建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南越国，是中国岭南地区首次建立的地方性政权，传位五世，至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立国为时90多年。《史记》、《汉书》都有简略的记述。其疆域包括今两广、海南及越南国的北部，当时属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以越人为主，汉族是秦时才迁移定居的。南越国建立后，赵佗不仅任用汉族官员，而且还任用越族官员其丞相吕嘉就是越族的代表人物， 赵佗还带头并说服其他汉族官员改从越人装束和习俗，使汉越两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汉高祖刘邦对赵佗非常赏识，曾颁发诏书嘉奖，称赵佗治国有方，“甚有文理”，南越国长治久安；汉越两族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俱赖其力”。因此封他为南越王，并派遣大臣陆贾前往南越国为赵佗颁赐金印和绿色绶带。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性政权的首领及其所属主要官员，其官印及其绶带都是中央政府制作并派重臣作为使臣前往颁赐的。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在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时属西域都护管辖的五十国，其“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全都佩挂中央王朝颁赐的官印和绶带，人数达376人。其中封为王、侯者当然是金印，而将相者一般是银印，其余皆为铜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古龟兹国故城遗址内曾发现“汉归义羌长”铜印一枚。印体呈正方形，边长4厘米，阳文篆体，卧羊钮。无疑这是西汉王朝颁赐给当地羌族首领的官印。当时，居住在昆仑山北麓的羌族，被称为“南山羌”。

　　中央王朝对藏传佛教的上层人物尤其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颁赐官印，始于元，兴盛于明、清。据史书记载，最早接受中央王朝颁赐官印的是八思巴。蒙古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玺，令统领天下释教。元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加封大宝法王。在历世达赖喇嘛中，最早接受中央王朝颁赐官印的是五世达赖喇嘛。清顺治九年（1652年），达赖五世一行到达北京，被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达赖喇嘛”，赐金印、金册，从此，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方正教领袖的封号被确定下来，成为制度。五世达赖喇嘛的金印印文，为汉、满、藏三种文字。雍正二年（1724年）清代中央王朝颁赐给七世达赖喇嘛的金印印文，与五世达赖喇嘛的金印印文基本相同，为汉、藏、满、蒙四种文字。在历世班禅中，最早接受中央王朝颁赐官印的是五世班禅。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世班禅被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的金印印文，为汉、满、藏三种文字。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颁赐给六世班禅的银印“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为满、藏、汉、蒙四种文字。

　　官印的作用及意义

　　维护了和平稳定的大局

　　西汉初年，天下方定。经过长期的战乱，国力虚弱需要发展填补，国民疲惫需要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社会经济需要稳定的大局，休养生息更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地方性政权的首领及其官员，对于全国的安定、和平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及其官员颁赐印绶，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有职有权地“掌治其国”、“福长其民”，是非常有远见的。事实证明，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及其所属官员颁赐官印、印绶，对于维护和平稳定大局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巨大的。这也正是历朝历代之所以延续不断地效仿实施颁赐印绶制度的根本所在。

　　维护了民族团结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西汉，是中华各民族（包括汉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云贵高原的滇民族、夜郎民族，浙江闽、两广地区的越民族，西域地区的各民族，以及大漠南北匈奴等民族，都是在这一时期逐步牢固地团结在统一的中央王朝周围的。接受中央王朝的加封，就是在统一的旗帜下行使管辖地方的职权。官印，既是接受中央王朝加封的标志，也是代表中央王朝行使管辖地方职权的尚方宝剑。从此，统一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意志、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志向。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前提和保障。由此可见，官印对于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尽管封建制度下的官印，早已成为历史遗物。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物，其历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中国民族报》2002年8月9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