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公共舆论的人应该能发现，舆论自许霆案之后，开始对银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立倾向，这显现在媒体热衷报道银行的负面新闻和公众动辄找银行的碴儿上——银行管理暴露出任何一点点小的管理失误或制度漏洞，都会被公众抓住把柄，并作幸灾乐祸、围观起哄、上纲上线、落井下石、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式的道德讨伐。

　　比如银行操作失误使客户卡上多了些钱，媒体过去对这类偶然事件并不太关注，即使报道，在道义上也是倾向将其解读为一次操作失误，谁不会偶然犯点儿错呢？认为客户应理所当然、毫无条件地归还这笔“不义之财”——可近来广东某地银行在类似事件中向客户讨要多发的钱时，舆论不仅在“是否应还钱”上态度暧昧，以看银行热闹的心态报道此事，公众还要求银行先道歉。银行在道德上完全处于劣势，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件事是，近日深圳一客户在银行柜台存款时，职员犯糊涂随手又把他存的两万元给还了他，银行发现错误后立即打电话追讨这笔钱。舆论立即借此反问：这次银行怎么不提“离开柜台概不负责”的国际惯例了？还有前段时间有人从ATM机中竟取出几张银行职员的“练功券”，银行“一时疏忽”的解释，也招来了舆论的猛烈抨击……总之，媒体越来越热衷于报道银行的这类糗事，公众也似乎非常乐于看到银行在失误尴尬中的窘态，并习惯性地站到反银行的价值立场上。以至于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不得不说：银行并非公众想象中的垄断机构，其实是弱者。当然了，这话毫无疑问地又招来了无数舆论板砖。

　　舆论何以会如此鲜明地站在银行对立面上？当然，这首先源于许霆案的后遗症：一个少年犯了点错你那么得理不饶人，你就没有犯错的时候了吗？当你有错误把柄“落”到公众手中的时候，公众也会得理不饶人地用道德口水将你淹没。

　　不过我以为许霆案只是强化了舆论反银行情绪的一个公共事件，舆论其实一直有这种情绪，这首先源于银行一次次利用自身的强势身份无节制地向客户收费：从每年的账户管理费到跨行取款收费，从跨行查询收费到小额账户管理费，再到零钞清点费、网银交易收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等；然后源于其一个个霸王规定，可以动辄向客户课加义务，却又能以免责条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收费时把“国际惯例”挂在嘴上，服务时却又言必称“中国国情”。再就是毫不掩饰地嫌贫媚富，又是“交钱可插队”，又是VIP专用窗口，又是收小额账户管理费。面对银行的强势和霸道，消费者无法用脚和钱“投票”予以市场惩罚，只能选择其他途径，也就是多数人优势的道德惩罚了。

　　从这个角度看，工行行长说“银行其实是弱者”也不算太错。在制度和规则上他们毫无疑问是强者，可以通过操纵规则牟取利益；然而在舆论上，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弱者”。

　　显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这是中国的银行正在为其霸道支付昂贵的道德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