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节是个令人悲伤的节日。这天一过，春节也就过了，真正平庸的日子，也就日复一日的开始了。再也没有兴兴头头的理由，再也没有懒散的安心。节庆是个高潮，高潮都有个定律：短暂，不可持续。

过了上元节，他就要回加拿大了。那个一个人的家，也未尝不好。在国内他扮演“自己”，那个亲戚朋友眼中的自己，他打麻将，喝酒，逛街，聊一些他不感兴趣的话题，他假装兴致勃勃，假装什么都在行。去国离乡这些年，他一直在关注国内新闻，政经和八卦，他一样不落下，他就是不想人家说他“OUT”了。

他其实从来没有IN 过。他小时后家境贫寒，一直被同学嘲笑，他乡下的母亲每周进城看他一次，他又感动又尴尬，恨不得把妈妈藏起来，藏在那些篮子下的果蔬里，变成一个不可识别的存在。

歧视？歧视就是被人瞧不起，他一直假装没有歧视也没有自卑，他假装坦然地接受他的出身，他的母亲，可他心里究竟是自卑的。人是生而不平等的，他从小就懂。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看着城里的孩子，他一个乡下小子，被人欺负，被人歧视是惯常的事儿。他那时不懂歧视这个词，可是那些眼神，那些嘲笑鄙夷的表情，像是射进肉里的毒箭，慢慢腐烂，被他吸收。

他三十四岁那年决定逃离。逃离中国的一切。他从二十八岁开始准备，提交资料，体检，一步步往前蹭，学法语，面试，他等了六年。六年里，他漫不经心地工作，漫不经心地恋爱，他不想跳槽，也不努力工作，他恋爱，是为了给人看，他是个正常青年，尤其是给父母看，好让他们放心他，他是个正常孩子。可是他从未想过结婚。傻子才结婚。结婚的人都在想什么？那都是些疯狂又勇敢的人，相信婚姻？相信爱情？还不如相信有外星人。

他不要因自己而传递新的不幸。他看起来非常快乐，他乐观到没心没肺，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可是他一个人时，他会觉得自己是空的，整个人像是一个空壳，他不知道是什么维系着他，让他没有飞走。

生活是个令人绝望的骗局。他大学毕业后才明白，不是你成绩优秀就有前途，不是你读书好就能改变命运，那些都是卑微小人物的谎言。他工作以后发现，真实的生活更残酷，虽然有时看起来那么温情，像是卖春女的笑脸。

他父亲得了癌。他没有钱治。父亲也不要求治，人哪有愿意等死的？他父亲不想孩子绝望，不想家里人被自己的病拖垮，孩子们也都不容易，人早晚都是要死的，就慢慢等着吧，不折腾了。父亲假装什么事儿也没有，疾病一点点儿吞噬他，白天黑夜，他的力气被看不见的东西一点点儿抽干，吸尽。父亲越来越瘦，越来越矮。他拿到加拿大移民信时，他几乎是开心地：他在原地跺脚，他在心里大呼：终于可以摆脱这个叫“祖国”的鬼地方了，终于可以一刀斩断，从零开始。

他离开时摆了一桌酒，他请了亲朋好友，他希望自己不在时，他们能照应一下老父老母。他这个当儿子的都不肯照应，却相托于亲戚，也许他只是需要一点儿自欺的安慰。

他以为父亲只是老了，老的那么快。父亲从来不喜欢麻烦人，看病也不叫他请假，他一个人骑着三轮车进城，一个人排队挂号抽血做检查。别人可怜他，问他，你没孩子吗？孩子们呢？他倔呼呼地说，有，孩子忙，回不来。

孩子是不是回得来，他也不知道。他说了，不回来，还不如不说，心里至少有个念头。

养孩子是个伤心费力的事儿。孩子小时候还有个盼头，盼他出息，盼他出人头地，可是他长大了，出息了，却见面越来越少。一年见不上一次，几个月不来一次电话，这个曾经给他希望的孩子，不再属于他了。他知道，孩子走得太远了，连背影也看不见了。

孩子要去加拿大了，他说只说，好，去吧。他心里想，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反正也是看不见。

他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高的，三十几岁的儿子，他时常想起他小时生病，他把儿子背在背上去乡诊所看医生，他一路上求着，别让这孩子没了，这孩子是我的命，是我的命呀。穷苦的生活里，孩子是他熬下去活着的唯一理由。

如今，这孩子终究是没了。上元时节，他会用草纸和竹帘里抽出来的竹签做一个灯。放灯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一起望着那灯慢慢飞升，飞远，父子一起在心里默默祈祷，不要有大风，大风会把灯笼烧着，不要下雨，下雨会把火浇灭，最好无风无雨，顺顺当当地让这灯飞升，飞过高的，矮的屋檐，飞过那些不平的世界崎岖，飞到高处，自在自由。

他就是那盏飞远了的灯，无风无雨地飞到了自在自由的加拿大。可是高处也有高下的，只是没人和他争。他有的是自己的空间，没人打扰他。在足够大的空间里，没人在乎他，他也不在乎别人。

父亲在儿子去加拿大的第一个冬天里离开了。父亲不让给他消息，不让他回来。他说，回来不回来，都一样。看不看见，也都一样。

那盏灯飞去了很远的地方，和他放灯时的心思一样，只要放飞了，就是成功了，那灯能飞多远，得看自己的造化。

父亲死前，又糊了一个灯。这次他手哆哆嗦嗦地，糊得一点儿也不周正。不知他是不是怕灯飞不起，这次他不愿放飞，而是把灯摆在病床前。他时常望着那灯发呆，好像那灯上写着一个很难解的谜似的。

上元节那天，他和朋友们约了逛植物园，不经意地，他也看见一盏软纸糊的灯笼，一看就是中国来的。他想起了小时，和父亲一起糊灯笼的情形。他买下了那盏灯笼，拿回家才发现，里面没法安置蜡烛，放了蜡烛会倒，也没法放灯泡。他反复摆弄着那盏灯笼，想把它点亮，可是怎么都不成功。

他把灯笼放在床前的小桌上，每天晚上睡前，看一眼灯笼，像是对着一个无解的数学题，不甘心放弃，又受挫般沮丧，他只能当它是个摆设放着。

上元节，他吃了碗元宵，母亲打来电话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他出奇的平静，顺手拿过那盏点不亮的灯笼，反复摩挲着，他忽然觉得心里一片昏天黑地。

那个一直爱着他，一点儿也不肯麻烦的他的人，独自去了。他走了，也浇灭了他心里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