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上一位最伟大与最有影响力的高级时装设计师，夏奈尔从未过时。她在过去的100年中，无论是在时装还是人生态度，都是女性追求的先导和典范。尽管已逝世多年，但许多人仍热爱着Chanel风格，她精彩的人生，大战前后的绯闻，使她的生命留下浓厚的传奇色彩。
1883年，出生于法国乡村。父亲是一名走街串巷的小犯。
1895年，12岁时母亲过世被送进一家由修女主办的孤儿院。
10多岁时搬往维希城（Vichy)，开始在音乐厅内演唱。尽管技不惊人，有一首歌还是为她赢得了“科科”（COCO）的诨名。
1908年，25岁的她成为当地一位富有贵族的情人，那人把她引入了悠闲奢靡的生活氛围。夏奈尔热爱这一切。
1909年，进入巴黎社会。年轻时的Coco在法国开放的社交场合中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装扮自己-脱掉胸围，没有累赘的珠宝和饰物，还偶尔穿上她骑士情人的衬衫和领带，有意无意间，开展了潮流新一面的Chanel风格。
1913年，年届廿八的Coco得到情人Authur Boy Capel支持，在巴黎创立了“Chanel Mode”女帽店，奠定了她在服饰界稳固的基础。她似乎永远都有消耗不完的热情，可以将任何存在于她脑海中的事情变成真实。除了为女性解脱桎梏的胸衣，她桀骜不驯的行径往往能带动潮流，例如她自己率先穿上男装、剪短头发、公然地“脱”下帽子，穿著衣服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这些现在看来并不特异的行为，在当时却是属于公然向禁忌挑战。
1914年，Coco更在几乎无人赞同的情况下，从男性化服饰中寻找题材，创造出全世界第一款泳装。而她自己当然也是大胆的女泳者之一。
二战前夕，Chanel的时装业发展得如日中天，成功取代了原来称霸巴黎时装界的三巨头。
1938年，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Coco结束店铺营业并正式退休。
50年代，巴黎新一代的设计师才开始成熟，纷纷窜起，此时Coco已在瑞士平静地生活了十多年，已经71岁高龄的她，突然戏剧化地宣告复出。复出后的初期表现，为她带来很多反面的评议，甚至有人指出这样失败的复出，势必影响到Chanel香水的销量。然而Coco却深深明白到，这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她的精神与斗志，就和当初创业时一样。果然，Chanel趋向实际的设计征服了美国市场，将时装带上街头，仅隔一年就成功地夺回往日的声势。
在Chanel生前，由Katharine Hepburn扮演Coco，以她一生为故事的歌舞剧，已经在百老汇上演了。有人形容Coco的一生为“传奇”，她也确实用八十多年的时光，活出一个经典设计师的风范。
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了10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20位艺术家，可可·夏奈尔醒目地排在第二位。“她没有议会与国土，却统治得比任何一位政治家永久，她做出的每个决定，都超越国界而在世界上具备法律般的效果。”同样身为设计师，位居第17的克里斯迪汀·迪奥由此惊叹，“一个女人凭借一件黑色套头毛衫与几串珍珠项链，就革命性地改变了时装”。相对于迪奥铺陈的叙述，在排行榜名列第12的画家毕加索则言简意赅，“她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女人。”
私生女，在孤儿院长大，25岁之前对巴黎一无所知。凭借美貌与智慧辗转在一个又一个上流社会男人之间，在巴黎逐渐发迹。当事业发展到如日中天时，却因“二战”爆发以及被控与德国占领军关系密切而悄然出走，在隐居15年后卷土重来，夺回时尚界的主导霸权。每当夏奈尔的名字被提到时，这一连串传奇般的经历就会立刻在我们脑海中浮现。夏奈尔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时装帝国，更颠覆性地改变了女性的着装习惯。她大胆地将男性时装元素引入女性世界，赋予女性以男人般的行动自由，把她们从延续几百年的层层遮盖拘束和繁杂累赘的装饰中解放出来，代之以明快简洁的直线风格。我们的衣柜中可能没有香奈尔品牌的衣服，但绝对不会没有她创造的时装样式——高翻领毛衣，百褶长裙，无袖连衣裙，紧身内衣，法兰绒上衣，喇叭裤与链式手袋;如果抽去这些，现代女性的形象简直会是一片空白。
与历史上任何伟大事业一样，香奈尔帝国的开端不过是她借用第一个情人史蒂安·巴尔桑1913年于法国南部海滨小城杜维尔开了一家小时装店，借助自己在孤儿院练就的缝纫与剪裁本领加工一些成品衣服出售。虽然这家店铺的月营业额常常不过几十件，但野心勃勃的夏奈尔已经做好了向陈腐的设计风格挑战的打算。“一个可憎的时代即将结束，一切丑陋的东西都要改变。”晚年的夏奈尔在对曾任巴黎画报记者，《玛丽嘉儿》杂志主编的传记作家马塞尔·黑德里希口授自己的回忆录时说，“女人们穿得很差，一件紧身裙就是她们最好的衣服了。这种衣服挺胸凸臀，裹得很紧。这就是装扮妇女的服装！由巴黎那些根本不了解女人，自鸣得意的家伙创造的。那些可怜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戴着有如小丑一样装饰的礼帽，实在是可怜至极。”
“工业革命造成的一个伟大影响就是日常消费产品的普及化，并将妇女从家庭推向了社会。”《时尚的面貌》一书的作者珍妮佛·克雷克由此写道，“女性消费能力的上升使得她们的选择与鉴别力明显上升，进而要求在时装设计这一女性表现的终极裁判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1914年，可可来到巴黎，在康邦街重新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可可的新奇设计很快站稳了脚跟。由于物资紧缺，以普瓦雷为代表，奢华夸张的传统设计风格难以为继，而夏奈尔的作品既节省了布料又显露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我将一件旧毛织套衫的前片剪开，装上一条饰带，这样就可以不必从头上套下去了。”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而另一天，我在观看一些英国人玩马球时感到有些冷，就随手穿了一件宽大男式套衫，并在腰间胡乱匝了一条带子。”于是，在1916年的一期《时尚》杂志独家刊登了这一“妙手偶得之”的设计，并把它命名为“迷人的夏奈尔衬衫式连衣裙”。借助数十万赴欧参战的美国军人，这一革命性设计在“一战”结束后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此时巴黎的上流人士仍然在一开始叼着昂贵的雪茄，对这位娇小妇人提供的样装评头品足，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全球顾客的意志是不可转移的。
“一战”后的复苏造就了奢侈商品行业的重新繁荣，香奈尔也不例外。到了30年代初，这家在开业时只拥有两名员工的作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4000名职工，业务遍及世界，年服装销量达28000套的时尚巨擘。与其他设计师不同的是，夏奈尔破天荒地开拓了自己的香水制造业，并使其成为了同品牌服装的完美互补。“香水的好处并不是几千个享有特权的上流贵妇所专有的。”珍妮佛·克雷克写道，“只要用几滴五号香水，穿上一条裙子和套头毛衫，所有的女性都可以成为夏奈尔。”
尽管如此，在夏奈尔沉寂了15年，于1954年返回巴黎时，喜新厌旧的欧洲时尚界却认为这位奇才已经是昨日黄花，虽然美国的《生活》杂志花费了6个页码来庆祝这一事件，并声称“隐藏在世界上最著名的香水后面的可可也许刚刚回来，但她的影响已是无所不及。这位71岁的领袖无疑将发起一场革命”。但在1954年10月出版的第一期《玛丽嘉儿》杂志已经把她复出后的第一次时装展示形容为“彻底的失败”，被确认为可以夺走她时尚掌舵手地位的设计师到处涌现，包括继克里斯汀·迪奥之后崭露头角的伊夫·圣洛朗，以及来自英国索霍区、发明了超短裙的玛丽·夸特。和可可一样，夸特从小对时装着迷，并于1955年在伦敦国王路开设了自己的时装店，目标客户群则锁定在被同行一直忽视的青少年。披头土乐队的强烈节奏使她的设计像挥之不去的时代乐章，着了魔似地到处流行——身着夸特式紧身彩色裤、迷你裙与小号凸条毛衣的青少年可以毫无累赘地在摇滚音乐会上劲歌狂舞。
对于这一切，夏奈尔固执地以宽松外套，仿珠宝项链与镶边花呢外套来对抗。有趣的是，这场绝地反击之所以成功，除了来自香水制造部门稳定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美国妇女。她们比自己的欧洲姐妹更厌恶待在家中，而偏好奔波在位于大城市的公司与郊区的住所之间，夏奈尔的简洁明快立刻打动了醉心于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对高成本的小众制造不甚感冒的第五大道。6个月内，整个美国时装行业就已经夏奈尔化了，《时尚》杂志评价她的1955年推出的“小黑裙装”是“时尚界的福特流水线汽车”——它的确像福特汽车一样经久耐用，直到1961年，奥黛丽·赫本在电影《第凡内的早餐》中仍然选择它来诠释自己的性感。
与她敏锐的时尚嗅觉相反，步入晚年的夏奈尔和大多数天才一样变得日益尖刻与闭塞，1957年她退出了法国时装公会，因为她不遵守必须把服装的式样及时交付摄影的规定而惹人讨厌。她也很少赞扬个别服装设计师。她对整个欧洲时装界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970年，为了驳斥“超短裙将永远替代长裙”的断言，她推出一款极其简约风格的黑色长裙并让卡特琳娜·德纳芙作它的模特，在《巴黎竞赛画报》上亮相。这年底，沮丧的法国时装公会公布了统计结果，显示他们由于没有能够预料到夏奈尔新产品的受欢迎程度，从而损失了上亿美元。
“与她的罗曼史一样，夏奈尔与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时装设计业的关系呈现出一道从依附、利用再到分庭抗礼的明显轨迹。”马塞尔·黑德里希在传记结尾时写道，“当她用‘有成堆的公爵夫人，但只有一个可可·夏奈尔’来回绝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求婚时，她的性格已经完全成熟了。她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个女性在男性的强势群体中艰难地争取肉体与灵魂自由的寓言。”无疑，这种抗争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她的创作风格。与同时代另一位杰出的女性解放运动领导人伊莎贝拉·邓肯所表达的那样，她们所要求的解放并不是放浪形骸的肉体满足，而是一种渴望获得独立与完整性的生活的诉求。“时装演变，但风格延续;风格，就是我。”哲学家夏奈尔如是说。
2006。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