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日报》今天刊登：
祝凤鸣（诗人）
纽约花红草绿的春天来了。一九二〇年四月七日，一位迷茫而又热烈的青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买了本英文书，并顺手用蓝黑色钢笔在扉页上签名如下：“C．H．Hsu，April7，1920．C．U．”
买下这本书的春天，徐志摩赴美留学已经两年。这一年，他二十四岁。和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认识不同，徐志摩这时还没写过一行诗，他显然不是一位早慧的诗人。
这本名叫《PROPOSED ROAD TO FREEDOM》的书，也就是罗素的《自由之路》，改变了徐志摩的命运轨迹。
罗素，这位英国哲人，强烈的社会关怀加上多姿多彩的博大胸襟，使徐志摩沉迷不已。《自由之路》这本书，简直把未来的诗人迷住了。徐志摩日后评价，它就像“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
受金色光芒牵引，徐志摩决定放弃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跨过大西洋，远赴英国，师从罗素——跟这位二十世纪的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
“四月，是个残忍的月份”，也是寂寞懵懂之月。
就在一九二〇年四月徐志摩买下《自由之路》，心仪英伦之时，有一位十七岁的少女刚刚来到伦敦，正独自一人一边看雨，一边吃饭，一边咬着手指头哭泣。
父亲林长民担任“国际联盟同志会”的理事，远赴瑞士“国联”开会，把林徽因一人丢在伦敦，美丽的少女倍感孤单。
“理想的我，老是希望生活有点浪漫的事发生，或是有个人叩门走进来。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
那个浪漫而爱她的人，此刻还在大西洋彼岸，还要等到初秋，等到九月二十四日，才跳上白雾茫茫的伦敦码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个冬天的傍晚，我骑车经过合肥桐城路西园新村门前，被马路边上的一堆英文旧书吸引。
挑选了几本十九世纪小说后，我再随手打开一本暗红色的布纹精装书，扉页上除了古旧的英文钢笔签名外，下方还有一处印章，椭圆形，深蓝色，外圈带细小齿轮，上书“志摩遗书”，精湛而醒目。
这是徐志摩当年买的那本书吗？事后我仔细查看，这本英文书的确是罗素一九一九年在纽约出版的《自由之路》，上方的钢笔签名是“C．H．Hsu，April7，1920．C．U．”。可是，“C．H．Hsu”是什么意思？好像不是拼音，莫非是徐志摩的英文名字？这本书怎么流落到了合肥？徐志摩的遗书还有别人收集到吗？
在我的书架上，这本书一放就是十多年。
二〇〇六年，在诗友西川新出的一本文集《深浅》中，我偶尔读到一篇《与书籍有关》的散文，谈到他在北京各旧书店东挑西拣，收藏的诸多旧书中，就有一本打着“志摩遗书”蓝色椭圆形印戳的牛津版《十九世纪英语文论选》，徐志摩的圈圈点点跃然纸上。看来，当年徐志摩的藏书的确没有保护好，在国内各处流传。
前不久，在北京我与西川相遇，老朋友只顾叙旧，我全然忘却核实徐志摩旧书上的英文名字。
“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女神的时候也还是原封未动。”一九二〇年九月，徐志摩前往伦敦。但是，这次激情之旅，完全是一次鲁莽的决定——到了伦敦，徐志摩却没有找到罗素。
罗素，这位名噪一时的哲学家，此时已从上海进入中国访问，并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时间长达一年之久。
雾都的导师不在，徐志摩倍感无奈。然而，正是这次“错位”的旅行，使得徐志摩有机会认识林徽因——到伦敦后一个多月，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上，徐志摩结识了林长民和他的女儿林徽因。
与林徽因相遇，徐志摩可谓一见钟情，神魂颠倒。但这场单相思极为短暂，速战速败——这次邂逅，不止改变了徐志摩的一生，也点燃了中国浪漫派诗歌的火种，徐志摩开始写诗了，从此，中国多了一个诗人，也多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类型。
一九二一年春天，由于英国友人热心举荐，徐志摩终于获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特别生的资格——随后是诗人独自缔造的剑桥神话，再随后，是林徽因变成“西边的云彩”，“作别”于一首名叫《再别康桥》的诗中。
最近，因从事艺术批评工作，我着手研究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大师罗杰·弗莱的理论。在合肥三孝口爱知书店，我新买了一本旅欧学者赵毅衡的《对岸的诱惑》。在该书中，作者提到徐志摩与罗杰·弗莱一段交往逸事。其中，一个细节使我极度兴奋——那就是徐志摩的英文名字。赵毅衡的原话是：“《弗莱书信集》中提到C．H．Hsu，编者注‘中国诗人，1921－22剑桥学生’，所以H是M之误，手写不清楚。”
由此看来，罗杰·弗莱的记载是准确的。赵毅衡虽在伦敦遍查资料，还是将C．H．Hsu当作C．M．Hsu，将徐志摩的英文名当作了拼音。也由此可以推测，赵先生在英国是没有见过徐志摩亲笔签名的藏书。
一九二〇年，徐志摩携带《自由之路》，在伦敦没有见到罗素，随后康河的柔波，开启并折磨着诗人的性灵。七年后的一个夏夜，一九二八年，诗人重回剑桥，终于如愿以偿，在罗素家逗留了一夜。之后，他独自伫立剑河边，物是人非，感念凄凉。十一月六日，在中国海，徐志摩写下《再别康桥》。三年后的一个秋天，从南京赴北平的途中，飞机失事，徐志摩不幸遇难，死于泰山脚下，时年三十五岁。
二〇〇八年，为纪念《再别康桥》诞生八十周年，剑桥大学在剑河之畔为徐志摩立了一块诗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上，用中文镌刻着《再别康桥》的首行和末行诗句。
如今，这本一九二〇年的《PROPOSED ROAD TO FREEDOM》，历经九十一年时光，静静平躺在我的案前。我再次展纸察看，除了徐志摩墨色陈旧的签名外，内页干干净净，没见眉批和旁注。
我突发奇想，像许多藏书家一样，或许徐志摩当初曾买过两本《自由之路》。一本供他描描画画，仔细研读，并渐渐融化在他的心里。另一本，则开始它自由而又神奇的旅行，从美国到英国，从英国到北京，再从北京到合肥，最后停在我的书桌上——在夜深人静时分，告诫我，这个物质涌动的人世上，曾经还有过哲人的忧思，有过强权下不屈不挠的自由思想，也有过青年的热望——的的确确，曾经，我们内心也有过贵重的、智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