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NYC就回到了晚晚蒲Starr Library的生活。

住在CPI指数高达7.1的伟大祖国，意味着每次重返资本主义社会都觉得时间凝固。连图书馆馆员都无一不是老面孔。其中有位高个白人男子，看不出多少岁。像两年前（也许N年前）一样，每晚负责在10点40时关闭无人使用的台灯，把椅子归位，以实际行动提醒还没走的人闭馆时间快到了。

而我每晚坐到中国期刊架前那张长桌上，也恢复了仙人球似的生活方式。

我从不敢跟中国馆员以外的图书馆员讲话。这个男人每天晚上以固定形式沉默的走进我视线再离去，永恒得像春夏秋冬，日出日落。我不知道他姓名，或者其他任何线索。这多好。

今天他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些人和事。

那是我在本科的最后一年，为了写毕业论文天天去善本部查方志。古籍部的老师多有学识，自恃也高，有两个上了点年纪的女老师起初严厉，去得多了，对我便越来越和蔼。另一位是个中年男子，清瘦脸颊。似乎比那两位老师资历浅一点，最经常帮我去库里取书，没有话，但态度温和有耐心。

后来我就毕业了。三四年之后的一个暑假，我为查资料又回去善本部。正办手续间，有人平静的叫我名字，一看，就是那位男老师。我有刹那的感动和惊异，而他脸上依旧没多少表情，只简单问问我的情况。最后我复印的材料老师们只收了最低的价钱。


我到底想说什么呢？可能是，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像我年轻时在夜行火车上看到的小镇灯光，让人觉得隐约前世相熟，又惶恐得只想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