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看到我的引文，就可以知道，我的引文与其他注释本的引文都是不同的。不同不在字，在标点。而我认为，以前所有的误解，都是标点错误惹的祸。

　　这段话的知名度也是很高的。仅就知名度而言，可能并不比《论语》头条低。但《论语》头条的知名度高，是正面的。这段话的知名度高，则是负面的，是被批出来的。以前每当过“三八”妇女节，或者讨论妇女问题，孔老夫子总不免要被牵一回头皮。谁叫他说这样的公然蔑视女同胞，说“女子”“难养”的话呢？女人是让男人养的吗？还是男人是由女人养的？说“养”倒还罢了，还说“难养”，真正岂有此理，欺女子太甚！

　　在当初“批林批孔”的年头自不必说，即使到今天，学术界已能实事求是地或曰同情性地理解孔子，对这段话的解释还是有点勉强。

　　金良年先生在《论语译注》里把这段话译成：“女子和小人可算是难以养护了，亲近了就放肆，疏远了就抱怨。”他把“难养”译成“难以养护”，可见他对《论语》的同情的理解和他对孔子的辩护态度了。但他显然感到这样的辩护还不够有力，所以又归纳了几种辩解意见：一、“女子与小人”不是泛指，朱熹说，是家中的仆役(yì)与婢妾(qiè)。二、邢昺(bǐng)（宋代官方的《论语》注释本的首席作者）说，这是说的大概情况，至于特别贤明的如周文王的母亲，就不在其中。三、孔子所说的重点是小人，女子不过是借以作比喻。

　　这三种见解，其实同样是经不起一驳的。第一种朱熹的说法，没什么根据，凭什么说，这里的“女子与小人”是特指“仆役和婢妾”？作为读后感发表是可以的，作为注释，难以判定对错，所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第二种邢昺的说法，只有更加引起众怒，只有特别贤明的女人不在其中，那么，就是绝大多数女人无疑在“难养”之列。这种观点，对宗法制集权社会加强夫权当然是有好处的，在今天，孔子如果真是持这样的观点，那么，即使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批判还是要批判的。说这样的观点在今天也是合理的，今天的女人与小孩（照于丹的说法）的确是“难养”的，这我是不能同意的。第三种明显与原话的字面意思不相符合。“女子与小人”，“女子”在前，“小人”在后，不说重点在“女子”，至少两者是并列关系，怎么变成重点在“小人”，“女子”只是“借以作比喻”呢？这样解释，太随心所欲了。

　　这样的辩护，与反过来，批判用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思想方法上说是一样的，都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主观的情绪的“爱者欲其生，恨者欲其死”的态度。对《老子》《论语》《庄子》的注释错得那么厉害，与这种治学态度有很大的关系。

这句话其实是标点错误，我是在撰写《还吾老子》时意外发现的。“女子”中间应有标点断开，如“女、子”。“女”指的是君主的妻妾，“子”指的是君主的儿子，“小人”指的是君主周围的宠臣、佞臣、优伶、宦官之类。这“君主”可以推广到有土地占有权因而有土地继承问题的贵族士大夫，可以称之为“领主”。这里其实是谈的统治权的交接、继承问题。这是先秦政治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世袭制、宗法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大问题。

　　谈这个问题，先要介绍一下世袭制、宗法制的区别。

　　世袭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从史料记载来看，中国是从夏朝开始进入世袭制社会的，但那时的社会是世袭制族盟社会，夏、商两朝都是世袭制族盟社会。世袭制族盟社会是由推举制族盟社会变化而来的。推举制族盟社会的中国，国家是由各部族联合组成的文化共同体。中央政权的首领是由各部族首领推举、协商产生的，这从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的过程可以看到。这种制度叫“禅让”。

　　据《尚书·尧典》中说：尧选定自己接班人的过程是很复杂与漫长的。他在国家安定，大洪水还没有到来之前，就有了传位的想法，召开会议，咨询大臣与“四岳”（也就是四方的诸侯之长，他们各分管一方的部落），尧对他们说，你们看，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做全国首脑。有个大臣放齐说：“您儿子丹朱就很合适，他很开明。”尧说：“唉，他说话虚妄，又好强辩，这哪里行啊？”尧又问：“那么，谁适合来担任处理全国政务的重任呢？”国家元首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那就选拔一个政府总理吧。有个叫欢兜的大臣推荐说：“共工在广泛聚集人力方面很有成绩。”这个“共工”是尧的大臣，不是和五帝之一颛(zhuān)顼(xū)争帝位，失败以后一头怒撞不周山，造成“天柱折、地维绝”，天下发大洪水，女娲出来补天的共工。“共工”其实是官职名称，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工程部长。上古各个时代都有共工。尧对那个共工很不以为然，说：“哼！他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谦恭，其实对老天也轻慢不敬。”这次会议没有结果，后来就来了大洪水。尧又召集会议，要大家推举一个治水总指挥。人们都说：“让鲧(gǔn)来干吧。”鲧就是禹的父亲。治水工程成功以后，功劳相当大，很可能就是帝位的继承人，所以尧开始不同意由鲧来领导治水，说：“他这个人刚愎自用，会是集体的祸害。”四方诸侯之长出来替鲧说话：“恐怕还不至于吧，让他试试吧。”尧说：“好吧，你去治水吧，可要谨慎啊，鲧！”结果，鲧指挥治水九年，没有取得成果。此后几年，尧又一次召开会议，对四方诸侯之长说：“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方诸侯之长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德行不足以继承帝位。”尧说：“那么，你们可以推荐贵族中的贤人，也可以推举底层的贤人。”大家一致推举舜(shùn)。尧说：“这名字我听见过，具体情况怎么样？”四方诸侯之长说：“他是盲乐师的儿子，父亲脾气很坏，后母不诚信，兄弟象很傲慢，而舜能与他们和睦相处，以孝行来感化他们，又加强自身修养，不与邪恶同流合污。”尧说：“那好，让我来考察一下。我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从我的女儿那里观察舜的德行。”后来，尧又把舜调到中央来，让他负责教化、行政、外交等各项任务，全面考察他的品德和能力，然后在三年以后传位给他。舜晚年传位给禹，相比之下要简单些，因为禹领导治水成功，功劳很大，德行和能力都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众望所归。按说，禹死后，是把帝位禅让给他的助手益。但三年后益把王位让给了禹的儿子启，自己退出政坛、隐居山林。启接禹位，有几种说法：一种是益自己感到德行与能力不如启，主动让出王位。另一种是禹在世时就为儿子启作了人事准备，死后由一批诸侯、大臣出面表示不服益的领导，逼益让出王位。这有点像在台湾的蒋介石死后，由副总统严家淦接任总统，其实儿子蒋经国羽翼已丰，实权在握，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只是早晚的事。但在禹的时代，完全是前无古人的创意。如果禹真是这么安排的，那应该是很巧妙的。但即使再巧妙，还是不能遮天下人的耳目。春秋战国时代，说到这段历史，就有人说，禹是表面上让位给益，实际上是让儿子启自己去夺取。禹也因此被给予较低的评价。“德衰”从禹开始，是当时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孔子明确说禹只是“君子”，称“圣人”还不够格。《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下德”就是指的从禹开始世袭制、宗法制的君主。本来，治水成功这样大的功劳，“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的公心，应该是可以称为“圣人”的，够不上称“圣人”，与他实际开始了政权的世袭制有莫大的关系。从这样的价值评判，也可以看到老子、孔子等先秦诸子的鲜明的民本立场。他们都认为世袭制是不好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启起兵用武力驱逐了益，夺到了帝位。这种说法在公开崇尚武力的战国时代比较流行，可以援引来为实力政策张目，所以，它的可靠性如何，还是值得怀疑的。比较下来，第二种说法可能性较大。

　　但夏、商两朝，一千多年，虽然是世袭制，中央政权、诸侯国、大夫采邑的首领位置在一家一姓中依照父系血统代代相传；但整个社会的组成还是部族联盟。中央政权与诸侯国类似当家的男子和其他兄弟的关系，还不是类似父子关系的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中央政权和诸侯国是各自为政，为了大的事情，如修订历法、大规模的异族入侵战争，才统一行动。诸侯国君位世袭，只要上报备案就可以了，不需要中央政权批准。到周朝，才进入宗法制封建社会。

　　封建社会与族盟社会的差别，就是诸侯国是由中央政权（或称“宗主国”）分封的，中央政权的首脑“天子”（王）和诸侯的关系，类似父子的君臣关系、上下级关系。之所以周朝进入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商周战争极其残酷，“血流漂杵”，中原地区出现了政权真空。周武王就把围绕首都镐京周围的土地分封给同姓的叔伯兄弟，这就是晋、鲁、郑、卫等诸侯国；把外围比较富庶、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的分封给亲戚和功臣，这就是齐国等；其他地区分封给远亲、夏、商后裔、远古部族，这就是秦、楚、吴、越、宋等国。诸侯又以和周王室关系的亲疏、在伐商战争中功劳的大小，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这样，从王到诸侯，到卿、大夫，到士，到庶民，到仆役、臣妾的等级制度就形成了，这就叫封建等级制度。

　　周朝除了封建等级制度，在政治体制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实行了君位继承的宗法制。宗法制是对世袭制的改进。它确立了传位的三项基本原则：传子不传弟，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就是君主死了，有兒子的话，不管年纪多小，少不更事，君位还是传给儿子，而不是传给兄弟。只有没有儿子，才考虑传位给兄弟。但往往是没有儿子从旁门中过继一个姪子做儿子，或者长子死了传位给长子的长子（长孙），也不传位给兄弟。但周朝以前，君主死后，儿子尚幼，兄弟接位，是常有的事。就是周朝实行宗法制以后，在周王室是基本按此原则传位继承的，各诸侯国却还是经常有传弟不传子的事，其他如传庶不传嫡、传幼不传长，也是经常发生的。传嫡不传庶，就是有几个儿子，有大老婆生的，有小老婆生的，传给大老婆生的儿子。传长不传幼，就是在同等条件（都是大老婆生的，或都是小老婆生的）的几个儿子中，传位给年长的。

　　在推举制与世袭制社会，选择君位继承人，首要标准是能力。而宗法制选择君位继承人，首要标准是血统亲系的程序。能力是后天决定的，血统亲系的程序是先天决定的，宗法制继承似乎否定了候选继承人的后天的努力。而对一国一家的事业来说，继承人能力强，领导有方，当然是好事，生下来就在血统亲系的程序上占优先地位的候选继承人，未必就是能力最强的，所以，宗法制继承，对家国事业似乎是有损的，宗法制似乎是从世袭制倒退。

　　周朝之所以选择从世袭制的能力标准“倒退”到宗法制的程序标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进入世袭制以来，从根本上已经否定了推举制的继承人的能力标准。世袭制就是建立在一家一姓的血统亲系的程序基础上的。所以，孔子说，推举制及之前的社会是“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首要标志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意思，就是全国（中国古代将国家称为“天下”）的政权首领是公推的。从世袭制开始的社会，孔子称之为“小康”社会，小康社会的首要标志是“天下为家”，“天下为家”的意思，就是全国政权在一家一姓中传承了。从大同社会到小康社会，孔子认为是退步。大同社会还出“圣人”，像黄帝、尧舜，到小康社会，再好，像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也只能是“君子”，称不上“圣人”了。从孔子定的这些概念，也可见他的民本立场，他从根本上是反对世袭制的，当然也是反对宗法制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但他不是要推翻宗法制封建制，而是要以从推举制中汲取来的民本理念，改造、改善当前的制度。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孔子非常欣赏周公的将世袭制改进为宗法制的作为。

　　能力本来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见仁见智的概念。所以，候选继承人谁都可以说自己能力强，适宜接班。而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加强自己的实力，形成自己的势力，就在朝廷上拉帮结派，培植党羽。从世袭制开始以来，为了继位发生的动乱，就不断地上演，而且越演越烈。这可以从“乱”这个字的演变过程就可以看出来。

　　“乱”，繁体字为“亂”，金文（刻在青铜器上的古老的汉字）写作，上部“爪”，下部“又”，表示两只手；中间竖着相连的两个圆圈，表示物品，当中一横，表示分割；旁边四个“口”，表示众多的器具。这个字是会意字，用两只手来分割物品，放到众多的器具里，来表示分配。后来又加了个“乚(yǐn)”旁上去，表示跪坐着的人（古人都是跪坐，因此跪坐并不表示地位低下），意思还是一样的。“乱”就表示分配权。分配权是古代领导人的最主要的权力，因此也是最高的权力。随着社会组织的扩大，其他的权力（如指挥权、管理权、甚至决策权）可以下放，让别人去做，分配权，一定牢牢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因此，后来把觊觎、谋夺这分配权，叫做“称乱”、“作乱”，后来就变成形容词的“乱”，来指称“动乱”了。老子、孔子时代，指称“乱”，一般专指篡夺君位。乱邦、乱世，就是指君主的分配权旁落的邦国与时代。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公旦以身作则，改能力继承为程序继承，使世袭制进化为宗法制，的确解决了政治的大问题。周公姬旦，是周武王的兄弟。周武王取得对商纣(zhòu)战争的胜利，建立周朝后不久就去世了，周武王的儿子姬诵年纪很小，按照世袭制的原则，辅助周武王打下天下的大功臣，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王位。但他提出了宗法制的三项基本原则，让姬诵登位，这就是周成王，而他只当辅政大臣，主持朝政。在周公旦执政期间，还平定了他的兄弟管叔、蔡叔勾结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发动的叛乱。本来，建立周朝后，周武王把商的王畿（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一分为三，由三子管叔、五子蔡叔和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分而治之，称为“三监”，就是为了防止商族后裔叛乱，没想到“三监”监守自盗，发动叛乱。三监叛乱，核心人物是管叔，他是周公旦的哥哥，叛乱的目的还是因为管叔想称王。周公旦执政七、八年后，姬诵成年，他就还政给周成王。不久，他又畏避流言，流亡楚地。直到周成王发现自己幼年生重病时，周公旦对上天的祈祷文，祈求上天让自己代姪子姬诵去死，这使周成王很感动，派人把周公旦接回来。周公旦就着手搞文化、制度建设，为三千年中华文明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由于周公旦的身体力行，所以，周王室（无论西周、东周）基本上没有发生夺位政变或战争。周王室的继位的稳定，对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

　　改世袭制为宗法制，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已经形成了君权和宰权的分离。用现代术语来比喻，就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角色分离。随着社会组织的扩大，调节社会组织内部关系的任务越来越重，人们对最高领导人的角色期望，从一个能力超强的指挥者，逐渐转向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和调解人。最高领导人的角色转换，是宗法制程序继承得以实行的基础。

　　但即使实行了宗法制，也还是程序继承与遗嘱继承相结合，而形式上以君主选择继承人（遗嘱继承）为最终的决定。何况在周朝一代，也只是在周王位的传承上基本实行了宗法制，诸侯国就难说了。于是，就凸现了储君制度，储君制是程序继承和遗嘱继承的结合。本来要在君主临终前才提出的继位人问题，而今在君主年富力强的时候就确定了，安排好了。储君（太子）制度，是程序继承与能力选择的折中，从正面意义说，可以在较长时间里对继位人进行培养、考察；从负面影响说，把夺位斗争的时间拉长了，也复杂化了，使君位继承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首屈一指的重大问题，耗费了执政者的大量的心思与精力，也成为政治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段语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从先秦典籍文献中看，君主的妻妾参政，就是为了自己生的儿子当继位者。所以伙同儿子，与近臣相勾结，争夺继承权。这是当时政治家非常关心的问题。《管子·小匡》讲了这样一则故事。管仲拜相三日后，齐桓公就对管仲说：“我有三样大毛病，还能不能当好国君呢?”管仲回答说：“我没听说过，不知道。”齐桓公说：“很不幸，我非常喜欢打猎，夜里也会出去打猎，打不到飞鸟就不回家。诸侯派来的使者找不到我，行政和司法长官也无法向我汇报工作，耽误了外交内政的大事。”管仲说：“这嗜好虽然不好，但还不要紧。”齐桓公又说：“很不幸，我还特别爱喝酒，白天喝了夜里还接着喝，耽误了外交内政的大事。”管仲说：“虽然是不好，但还不要紧。”齐桓公再说：“我的行为有污点，很不幸，我非常喜欢女色，因此，亲属中美丽的姑娘也有不嫁出去，占为己有的。”管仲说：“虽然是不好，但还不是最要紧的。”齐桓公闻言板下脸来，说：“如果这三桩行为都还可以，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管子·小匡》篇接着说：“（管仲）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照管仲的说法，对国君来说，有“优”与“不敏”这两样缺点，比“好田（猎）”、“好酒”、“好色”更危险得多。“不敏”是“不勤勉”的意思，故曰“不敏不及事”，就是“不勤勉办不成事情”。那么，“优”又是怎么回事呢?“优”，作“优游”解时，正面的意思是和乐优闲的意思，相当于今天说的“享乐”与“休闲”。古代贵族宴游时常有人演剧、跳舞、玩杂耍等以供取乐，这类演员就称之为“优”或“倡”或“俳”。先秦时君主与贵族有养优之风，这和古希腊贵族有养同性恋的娈童差不多。但中国的“优”作为君主的亲信，在政治方面是一股重要势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助长君主的不良意识，怂恿君主为所欲为，所以，管子将之视为政治上的最大一大祸患。孔子在本句中所指的“小人”，应该有一大部分是指的“优”。

　　《韩非子》中对此有反复的论述。特别是其中一篇《八奸》。头三条：一曰在同床。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rú)子，便（蹁(pián)）僻（嬖(bì)）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可见这“同床”指的就是“女”。“贵夫人”是君主的妻，“爱孺子”是君主的妾。“孺子”，是指年轻的、幼小的人，现在专指儿童，如“孺子可教”、“孺子牛”等，先秦时还指妾，因为妾比妻一般要年龄小许多。后来，大夫的妻子封号叫“孺人”，“孺子”就专指儿童了。这里的“爱孺子”还是指妾。君主的妻妾，“便僻好色”，逢迎谄(chǎn)媚叫“便僻”，“好色”就是美好的容颜，这是能使君主目迷心惑的。在私下欢娱之时，乘酒醉饭饱的当口，提出要求，希望欲望得到满足，这是君主必定会听的。有臣子贿赂君主的妻妾，让她们迷惑君主，这就是“同床”之奸。二曰在旁。何谓在旁？曰：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进俱退，皆应皆对，一辞同轨以移主心者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谓在旁。“在旁”就是“小人”。“优笑侏儒”，是娱乐君主的，也是供君主差遣的。君主因为他们不可能篡位夺权，就对他们放心使用，渐渐地就为他们控制，当然这是柔性的控制，就像网把人罩住。“左右近习”，“左右”，现在写作“佐佑”，帮助的意思。君主一直把“优笑侏儒”当左右手来使用，慢慢的就习惯成自然了，“近习”，接近于习惯。怎么会使君主习惯被小人“左右”呢？你看，“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君主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小人已经领会了；君主还没有使唤，小人已经去做了。“先意承旨”，甚至在君主的意愿明确之前，小人就揣摩到了他的心思，先去筹办了，“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君主被伺候得这么舒舒服服，怎么会不甘心情愿地受其控制？而且，小人们还很团结，步调一致，“此皆俱进俱退，皆应皆对，一辞同轨以移主心者也”，这让君主感到他们是出于公心、代表民意，就更加相信自己的英明。有臣子一方面贿赂他们，另一方面帮他们在外面横行不法。让他们去使君主不知不觉地发生改变（化）君，这就是“在旁”之奸。三曰父兄。何谓父兄？曰：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谓父兄。

　　“侧室公子”，就是君主庶出的儿子，君主往往因为喜欢年轻貌美的小妾而喜欢庶出的小儿子。“大臣廷吏”，是在朝廷上有发言权的重臣，“人主之所与度计也”，君主要和他们讨论国家大事。他们的意见，君主是非常重视的。有臣子就去攀附侧室公子，送他们歌舞班子，把女儿送上门去；又去拉拢大臣廷吏，许诺他们如果能使侧室公子继位，就加官晋爵。这就是“父兄”之奸。“父兄”就是本句中所说的“子”。

　　韩非子还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君主招致祸患的根源，在于太相信人了，相信人就反过来受制于人。做臣子的和他的君主并没有骨肉亲情，是因为迫于权势而不得不服侍。故而做臣下的，没有一刻不在窥探君主的心思，而君主处于高位却懈怠傲慢，这就是世上不断有劫持杀害君主的事情发生的原因。做君主的太相信自己的儿子，就有奸臣能够通过利用他的儿子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这就是李兑帮助赵惠文王饿死他父亲赵武灵王（那时他已经让出王位，做了太上王，号称“主父”）的故事。做君主的太相信自己的妻妾，就有奸臣能够利用他的妻妾来达到他个人目的，这就是优施帮助丽姬杀害太子申生而立丽姬的儿子奚齐继承君位的故事。以妻妾这样的接近与儿子这样的亲密，尚且不可相信，其他人就没有谁是可信的了。

　　韩非子的话赤裸裸地揭示了春秋战国期间，为了争夺君位，父子相残，兄弟阋(xì)墙，同床异梦的残酷的残酷现实。所以，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实在是相当婉委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