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当我搜索着佛法东传的历史和传说的时候，那些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知名的和不知名的，那些西去的东来的为了弘扬佛法普度众生高僧，屡屡让我惊愕和感动。朱士行、法显、鸠摩罗什、玄奘、……他们求法弘法的足迹早已深深淹没在历史尘埃当中，然而他们却以着无比鲜活形象展现在我的眼前。
传说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个夜晚，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第二天早上，明帝召集大臣，把这个梦告诉给大臣们，有一位大臣说：西方有神人，人们称其为佛陀，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派使臣十余人出使西域拜佛求法。使臣们在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敕令在洛阳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因此取名“白马寺”，三国时期在白马寺诞生了汉土第一个受比丘戒的沙门朱士行。这样一个浪漫传奇的故事，总引起人们的无限美好的联想。其实，白马寺在未来多次毁于战火当中，又几次被重建，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命运也是如此，他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摩擦和碰撞，而最后又相互理解与融合。
佛教在南北朝时进入鼎盛的时代，这根梁武帝萧衍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元504年（天监三年），梁武帝发布敕舍道事佛令，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皈依佛教的他颁布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自己也素食。从此汉地的僧尼才开始有了素食的传统，其实无论是印度本土的佛教，还是南传的小乘佛教，或是藏传佛教的很多教派并没有肉食的禁忌。在梁武帝的影响下，皇宫贵族纷纷效仿，国家耗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大兴土木广建佛寺。而黎民百姓也热衷于烧香拜佛，无心事农，导致田地荒芜民不聊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无神论者范缜写下了《神灭论》。而唐代诗人杜牧在诗中也不无讽刺地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其实，佛教否认有个全知、全能、主宰创造宇宙的神存在，这跟其他西方宗教有着明显的区别。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心主义则相反，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佛教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佛教否认世界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认为精神和物质是同时存在的相辅相成的。正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佛教同时也否认世界上有永恒不变的存在。佛祖是极力反对个人崇拜的，《金刚经》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把释迦摩尼本人当做神来崇拜是错误的，更何况是跪拜佛像。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是以一种尊师重教、学习和礼敬、怀念和感恩的心态去拜，这样才是真正的拜佛。
龟（音邱）兹，一个充满着神秘传说、拥有灿烂文化的西域古国，它地处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塞，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处。早在公元三世纪时，佛教在龟兹地区已广为传布，僧俗建造寺庙、开凿石窟、绘制壁画、供佛修佛的活动已很频繁。而龟兹的出名更与着一个佛教高僧分不开，他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原籍天竺，生于龟兹。幼年出家，初学小乘佛法，后遍习大乘佛法，精通汉语文，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谙佛法妙义。他年少精进，又博学多才，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在东晋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派人迎其至长安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摩罗什在长安前后住了将近12年，他和弟子们含辛茹苦，译出《摩诃般若经》、《法华经》、《维摩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大智度论》等论，共74部，384卷。译文简洁流畅畅，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我国佛教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传说公元413年，感知大限即近的鸠摩罗什，对众人起誓：“假如我所翻译的经典没有违背佛的本怀，在我焚身之后，就让这个舌头不要烧坏，不要烂掉！”不久，鸠摩罗什圆寂，在逍遥宫依佛制焚身，火灭身碎后，惟有舌头完好无损。现在鸠摩罗什的三寸不烂之舌（舌舍利）就供奉在甘肃省武威市鸠摩罗什寺的罗什舌塔下。
到了唐代，大唐帝国以其史无前例的开放和包容，融合了当时世界的各种先进的文化。唐朝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到少林武僧的援助。他即位后下诏在全国建寺院，设释经处，培养了大批佛教高僧、学者。这时最著名的僧人之一便是玄奘，就是中国百姓所熟悉的《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但玄奘绝非唐僧给人的感觉那么迂腐和懦弱。玄奘长途跋涉5万余里，几经生死考验和荣华富贵诱惑，去到印度修学佛法，历经19年之后回到长安，他主持佛教经典翻译，和弟子们共翻译佛经75部1335卷，并写出了《大唐西域记》见闻录。我们所熟悉的《心经》只有260字, 简明扼要，言简意赅，义理精妙, 不可思议。 它就是属于法师所译的《大品般若经》中600卷中的一节。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正月（公元819年），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佛骨，指法门寺内护国真身塔所藏的佛指舍利。)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书(韩愈上书，即《谏迎佛骨表》)谏曰:“……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所以灼顶燔指（灼头顶烧手指），解衣散钱，弃其生业。若不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脔身，从身上割肉。）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以入宫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我乞求把指骨丢进江河或用火烧掉），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如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摘自《旧唐书·韩愈传》
以上一段记载了，唐宪宗时期韩愈因为看到皇帝大臣和痴迷佛教的黎民百姓疯狂极端的宗教活动，奋不顾身上书反对宪宗迎法门寺佛指舍利入宫，龙颜大怒，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的历史事件。韩愈是个正直的儒家大学士，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对佛教的批评可以说是集古今排佛言论之大成，他的言论虽然有偏激之处，但是对打击当时社会对佛教信仰的非理性、极端狂热的状态是有正面意义的。他的思想也反映出当时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冲突和斗争。韩愈任潮州刺史不到一年，却与灵山寺高僧大颠和尚结为莫逆之交，韩愈对佛教的理论才有了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认识和看法，此后他再也没有斥佛排佛的言论。
佛教来到中国，其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可以说是个艰难漫长的过程，佛教以其透彻圆融的哲学思辨和对人生宇宙的深入探究，经过千年的演化，最终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