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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适, 原名存孙，一名志坚，字曾适，汉族，1898年11月20日出身于四川华阳县（今属成都）一书香人家。降生时，母失血亡故，由祖母抚养而成。祖父瑞华为前清举人，父天宇系德国柏林大学法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及四川大学教授。曾氏自幼好学，1906年起，先后在成都九小、华阳高小、南城禧范高小从师诵习经史。1912年考入华阳中学，1914年9月随父去上海，考入圣约翰大学附中，1918年9月考入圣约翰大学外文系，曾任该校英语辩论会主席。就读约一年，因家镜渐差及患眩晕病辍学回川。
1920年与妻李霁云 (原名咏霓)结婚。次年9月应聘为泸县川南师范学校英语教师。1922年起任成都北城小学和华阳高小珠算教师各一年。1923年底开始，辗转出任成都中城与建国小学、华西协合、三英、天府中学、广汉中学、泸县川南师范学院、国立成都大学预科、公立四川大学工学院英语教师。
1925年后，长女、次女及次子相继病亡，夫妻乃同时立志学医济世。先不时在亲戚谢勤吾处受中医启蒙。不久，姨妹罗某肢体瘫痪，蒙富顺来蓉的针灸名医蔡玉林治愈，曾执教之余，乃随蔡习针灸治病。1932年8月，曾氏复被浙湖来蓉的名医沈绍九收为门徒。对沈先生，曾氏执弟子礼甚恭，昼随其治病聆教，夜则遵师训苦读医经，三四年间共累积学医笔记28册。沈去世后，经李霁云引介，曾复获交世医彭香谷姻长，得以继续质疑请益。在《恒盦医学笔记》中，曾氏盛赞沈、彭两先生说：“绍公之学宗叶薛，香公之学宗徐喻，二公皆深于仲景之书，根柢皆固，学有本原，攻补之术各造其极”。他遵两师教诲，深研医经和名医验案，奠定了坚实的中医学基础。
1934年，曾氏正式操行医业，先在顺城街安乐寺内任成都益寿善堂义诊医师四年，后应聘为成都光华大学及朝阳学院特约校医，再后则在文庙前街家中悬挂“国医曾彦适内科针灸科诊所”匾牌自行开业，因德艺并佳，声誉日隆。
曾氏素性静寂，不善交游，唯好与旧戚彭香谷、同窗张澄庵、友人王文鼎诸名家聚座论医。他治学严谨，善采各家之长，精通内妇儿科证治，尤擅温补，人称“火神”。他说：“肾脾俱强者多寿少病，纵病治之也易。反之则体气不强，病则治之较难。补救总须兼顾脾胃，使其知饥能食，强后天之脾以补先天之肾。医者于阳虚之体妄投苦寒，害其饮食，先伤生生之机，贻害无穷，万不可从。温阳者，温脾肾之阳也。此人体阳气之宗，卫气营血莫不仰赖之。直温之，即温吾人阳气之源”。他依此说，治病首重温补先后天肾脾两脏，每起沉疴于危难之际。1945年伏天．成都淫雨久阴，溽暑交蒸，霍乱流行，很多人早起尚健，入午吐泻暴作，至夜则亡，一时死者甚众。曾氏断为脾肾阳衰、津液消脱所致．故以附子理中汤急补其火，甚则以三生汤救之，获效神奇，活人无数，时以“火神菩萨”誉之。如一老人，因倭寇空袭而避居土桥乡间，一日暴病，吐泻交作，两目凹陷，大肉尽脱，四肢厥冷过于肘膝，舌上遍布厚达数分的粉状白苔，脉微细若游丝，一派待死之象。曾氏断为三阴之寒霍乱，古稀之人，残阳将绝，非峻急大温不足以挽狂澜而止吐泻，乃用三生饮加味：生川乌四两，附子二两，生半夏五钱，生吴茱萸五钱，粗桂木五钱，嘱病家煎至沸点即与灌下；再以西洋参三钱浓煎另服。当时乃下午五点，要求病者次日天明前务须服完两剂汤药。当地药铺因方中多剧毒之品，拒绝售药，得曾氏签字具结乃得配方。次日午后前往复诊获知，翁药后，吐泻于半夜顿止，肢厥渐回，晨起已知索食。诊其脉息也已渐出。
一常求治的艾姓老妪发热头痛，汗出恶风，口渴数日不解。曾氏适因调动，妪乃求治他医，服桂枝汤原方数剂不效，仍远求于曾。曾在原方中加附子二两，一剂而诸症悉愈。他说：“艾婆婆阳气素虚，尺脉向弱，不用附片温暖肾阳，岂能鼓舞卫气？口渴乃因阳虚不能蒸腾之故，前医不效，是因见渴不敢用附片，今用附片对证，故效如桴鼓”。
阑尾炎穿孔所致腹膜炎，曾氏据证断属厥阴病之寒热虚实夹杂者，病已深入，非纯用大黄牡丹皮汤、败酱汤苦寒攻下所能奏效，因以乌梅丸加减为治，除脉弦数、高烧（39℃以上）已久者可暂去桂附、加豆豉、焦栀以助退烧外，姜桂附子通常均不可少，附子用量常为一、二两，使众多危重患者得以免除手术之苦而获痊愈。
肺结核、高血压两证，医皆认为阴虚居多，而曾氏临床却常以温阳化痰、行淤止血、温肾潜阳而收功。如一病者患右肺上中空洞型肺结核，咳嗽，咯鲜红血，吐白色泡沫痰，胸痛畏风，苔白脉弱，曾氏诊为咳喘咯血，药用姜炭三钱，寇仁三钱，法夏三钱，怀牛膝三钱，黑附子一两，茅根五钱，白前三钱，广皮一钱半，冬瓜仁一两，细辛七分，北五味子一钱半，菟丝子五钱，石决明八钱，藕节二两，血余炭三钱，病人服两剂而血止。
它如痹证、痰饮咳喘、胆囊炎、子宫颈癌、恶性皮炎等多例危急重症，皆未经手术，由他以姜桂附片等大剂温补药物治愈出院。
曾氏善撷诸家之长，经方时方验方，凡有益治疗，无不取用。如治一臌胀病人，先温消水饮，待其病势大减，嘱以虫胡豆炖黄牛肉暨红糖炖青黄鳝，两方交替，久服善后，终得痊愈。又治哮喘咳痰，常辅以麻黄根90克，苦杏100粒，生姜汁1碗，装入猪大肠内，新棉线缝合两端，先猛火煮沸，再用文火久炖令极熟，连汤服食，每获良效。
1950年，曾氏出任成都市中医师学筹会第二分会副主任兼督导学习委员及市第二区人民政协卫生委员会委员。1951年8月任成都市立第一人民医院中医门诊部内科特约医师，1955年2月转为该院正式医师，后转调市二医院工作。
临床中，他颇重视四诊合参，虽医技精湛，仍潜心钻研不辍。他憎恶医者病情不明即强行处方，认为“辩证准确之要，在于精审四诊所获资料”；“脉，原所以参证病情，非专以脉诊病。望闻问切缺一不可”；“临证总要从容，问病总要详尽，气候、环境、情志、好恶、精力、眠食、二便，皆与疾病有关，均须询问清楚”。他临证总是通过四诊撮其精要，区别寒热虚实，权衡标本缓急以论治，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治疾病的精髓，舍此者无特效方特效药可言”。他常说：“医人者必当理熟法密，始可济人之急，司人之命”。如中风证，认为“《金匮要略》治中风主侯氏黑散、风引汤法，开后人治中风寒热不同的两大法门”。他强调：“治疗中风，无论寒热，驱风之后，当即用药填补脏腑空窍，充实内部，以图根治”；“临床当首辨外风内风、寒热闭脱。外风系指风寒从经络而入，即所谓中经络之证，发寒热、麻木拘急、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是其特征，治当驱风散邪为主。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填补之品亦不可少；内风乃因痰火内盛引动肝风，或气血虚而肝风内动者，即所称中脏腑之证。凡两手紧握、口闭不开者为闭证；手撒口开，二便自遗者为脱证。闭证当开，宜随证选用至宝、苏合之类；脱证当固，宜重用参附、杜仲、巴戟天、补骨脂、益智仁、葫芦巴或黑锡丹等固脾肾元阳之脱。凡证见手足厥冷、溲清便溏、面白不渴、脉浮细无力或兼弦象者多为脱证；手足温暖、壮热面赤口渴、溲赤便结舌红、脉浮弦细数而有力者多为闭证”。治寒证，曾氏多用小续命汤，化燥用录验续命汤；热证用灵犀丹或犀角地黄汤加羚羊角及杜仲、菟丝子、枸杞、刺蒺藜等奠下之品。若热盛津亏，虚阳有外越之势者，则用地黄饮子壮火制水，引火归元。
曾氏认为，除辨证立法外，准确把握处方用药驱邪扶正的尺度，也对疗效有直接影响。凡邪实正盛者，驱邪当彻底，即所谓“除恶务尽”；邪实正虚者，驱邪宜衰其大半而止。若扶正不碍驱邪，又当扶正以驱余邪，即所谓“树德务滋”。他尝治一男子，冷饮绍酒致中宫留饮，每觉左胁痛不可伸，曾氏因其体壮，用十枣汤、抵当汤加化气之药一举治愈。否则病重药轻，非但不能除邪，犹恐反生祸患。至如哮喘一证，发作之时多为邪实正虚，故常在邪去十之八九之际酌加扶正之药，促使病势得以控制。设一味攻伐，致使正衰无力抗邪，病情反当加剧。若证情一旦缓解，针对虚之所在长期予以补益，可望根治。
1958年，在毛爷爷倡导下，中医地位空前提高。曾氏时任市二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院决定从12月开始，由他专门负责诊治住院部危重病人。该部有病床400张，请其诊视者甚多。有病人因脑猝中，尿潴留达半月之久，经他诊治，一次而小便能解。有两名患者相继发生蛛网膜下腔出血，几次治疗，也皆获痊愈。
对病人疾苦，曾氏感如身受，故凡有延请，他都随叫随到。如1959年初春某晚已就寝，忽有护士敲门甚急，言有阑尾炎患儿高烧不退，请其会诊。患儿时已濒危，凶象尽显，脉息全无。先生不顾夜深天寒，细细诊视拟方後，亲陪护士去药房配完药，复从附近居民家中借回砂罐一道煎熬，赶在凌晨一时将汤药灌入病儿口中，最终使之转危为安。
对贫困患者，他不仅免“脉礼”，还常馈赠药资。在他开业之时，曾有贫妇患血崩，命在须臾，他急用西洋参30克固脱，继以益气温阳完功。病妇因洋参昂贵无力置办，他便慷慨捐助。凡遇此类病人，他都亲书字条，令其持往陕西街颐和堂药店配方，每年春节、端午、中秋三节由他向药店结帐付款，其懿行善举名闻遐迩。年过花甲，他对病人更为关爱。一患者求诊，需核桃入药。其时物资匮缺，此物难觅，曾氏家中适有三十余枚，因命学生温某立时取来送给病人。温顾念老师身体，不愿多拿，先生见状说：“治病要紧”，嘱她再次悉数取赠病家，足见其悯人情怀。当年，政府尝授予他“成都市先进工作者”称号，《成都日报》也以专版报道了他的事迹。
同年初，曾氏奉命到高级中医学校（四川省成都中医学校前身）为来自全市各医院的50余名高级西医人员兼授《医史》、《中医内科学》课程。五月初，同时在二医院自行举办的业余中医学校为本院百余名高、中级医师及护士讲授中医治疗法则和中医重症。
1961年，曾氏正式从市二医院调入成都中医学校担任《伤寒论》等经典著作主讲教师。他熟谙经典，学验并富，言谈诙谐，讲课深入浅出，被同人及学子称为“活医书”。成都中医学校原校长白淑仪等曾先后出其门下，皆学有所成。
曾氏尚娴于刺灸之术，为人疗病，常针药并施，对痛经、痛痹等证则常先针后药，得心应手。每年夏至、冬至，则为老父灸关元穴300壮以为保健。凡灸后，老人甚觉身体畅适。
1963年，曾氏当选为成都市人民代表。文化大革命中, 因受到严重冲击，导致旧疾发作，于1966年11月6日不幸去世，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