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形象一般，你不像郑钧那么偶像，我是老板，做唱片这么多年，要把你捧红太难。另外，你的音乐太另类了。”
——当年红星音乐生产社的老板陈健添对许巍说

——“《在别处》完成的时候是1997年，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说这张专辑出来肯定没问题，结果出来之后也就那么回事儿。跟我之前想象的出完专辑完全是两个世界，其实还那样。”

——“到了《那一年》快录音的时候，我得了抑郁症，那个时候看心理医生，乱七八糟一大堆事儿，吃着安眠药、百忧解录的专辑。”

——“1999年录《那一年》的时候，精神上是没有寄托的，基本上到了承受不了的程度，只要我一弹琴，那些丰富的情感全部会调动出来。一旦有情绪波动，抑郁症就会更强烈。还有就是自己对做音乐已经失去信心了……如果我还一味要做这件事的话，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更无法承受了，那会儿我的精神已经快崩溃了，我不想干这个了。”

——“整个红星都走完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在北京每天弹琴八小时，回到西安后，我不愿意再过那种生活，琴都不愿意碰，从2000年到2001年有一年没弹琴。”

——“我当时更注重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至少我不会没有尊严地活着。”

——“在西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在自省，是不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

——“大理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原来老百姓可以这样过日子，开小店的夫妇也活得很自在，没有什么大的追求，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他们就很知足。我就想，为什么从小到大我没有这种心态，我老觉得我要成个什么东西，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要成就什么什么……”

——“我是随时都可以撤出这行的人。”

——“写《时光·漫步》那时候我还是有抑郁症，只是我不愿意跟别人讲。”

——“《时光·漫步》之后很多人在网上骂我，说我投降了，放弃了摇滚，其实那些标签都不重要，他们认为我是为了钱，生活好了所以歌也写得美了，其实我状态根本没好。你能不能超越自己，向一个健康的放下奔，跳出这种状态。通过做好一点儿的音乐，我让自己好一点儿。社会上焦虑的人太多了，我想我做音乐总得给大家带来快乐吧，别老是宣泄，宣泄不解决问题。”

——“到2004年突然有一天我起来之后，忘了昨晚做梦没有，睡得很好。”

——“04年之后慢慢就好一些，但是一到创作期，只要我进入兴奋状态，所有的神经、情感调动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是洗礼，太痛苦了。我的生活马上又进入一种特别压抑的状态，以往创作时期的情感都会出来。有时候我害怕这件事，但又必须面对它。”

——“一写歌我就开始抑郁。只要不写歌，我的生活就很正常。”

——“其实所有得抑郁症的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之前你对自己的期望太高，期望越高和你的现实差距越大的时候就越严重。如果和你心理预期的落差不大的话，就不会那么严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以前看你编的《欧美流行音乐指南》，我就来北京当歌手了，结果的了抑郁症；后来看你的《文化私生活》，抑郁症好了一半；后来再看《不许联想》，抑郁症全好了。”

——“我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那时候我开始看现实了，都在过日子，为什么我非要出类拔萃？非要做一个出色的人，非要怎么怎么着……”

——“我现在基本属于老百姓过日子的状态。”

——“你做的事情就跟所有人一样：这是一个工作。如果以这个心态来讲，我现在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了。”

——“而我很反叛，从来不跟我爸聊天，30岁以后才开始有交流，我爸说你应该看看儒家的文化，如果你连这点做人的道理都不懂，光是追求艺术，文化的东西你了解吗？我一想也是，觉得挺惭愧的，我就从论语开始看。我一看就进去了。”

——“人随遇而安，碰到任何事情都不会大喜大悲，放松、自然地随遇而安，不要太焦虑，不要太强求，什么事都不要强求。从这我感觉到这么多年我对很多事情都太执着，太强求了，反而是有问题的。”

——“我在街上碰到很多人，没有人打扰我，很奇怪，你不愿意被这些东西影响的时候，反而大家就觉得你是老百姓。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有时都忘记自己的身份，就是老百姓，要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现，噢，我是一个歌手。”

——“很多时候我参加颁奖活动，还是不适应，没有什么理由，我坐那儿就是特拘束，心想着赶快结束了回家吧，过我的踏实日子。”

——“我喜欢列侬，喜欢麦卡特尼，他们俩的区别就是，麦卡特尼一直认为自己是老百姓，他很热爱生活，很踏实，所以现在他还在唱歌。列侬比较激进一些，把自己当回事儿，所以我喜欢列侬的音乐，但我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一个星期进一趟城，有时候有工作，没工作的时候见朋友，或者只是出去转转。三联书店我还老去呢，买点书，在三联后边有个桂林米粉店，吃点东西然后回家。”

——“太戏剧化的东西我已经不要了，我希望过的生活是踏踏实实的，我的音乐也应该呈现出这样。”